何须深情忆往事，童心依旧话当年。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屋成一统，坐看冬夏与春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清白在人间。

   一、郑氏家族的由来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扩大疆域，于明洪武14年秋（公元1381年）派沐英领兵进入云南，建立了屯田制度，分别由内地抽调十万士兵到云南屯田，士兵带有家属数十万之众。1392年沐英死后，其子沐春镇滇，子承父业，继续发展屯田制度，先后从南京等地迁滇30余万人。先始祖是1392年之后，由南京大柳树湾迁入云南陆凉州（今陆良县）定居的。我们家是第19世祖郑烺之后，以“书香门第，中医世家”相传，著名中医辈出，至今仍有后代从事中医事业。

  郑烺系前清举人、进士、著名中医，其中医学术思想陆良县志有记载：“方技有传，精究歧黄”，夫人黄氏、李氏，一生育五子，第四子早逝，其余四子均以中医为业，并成县城著名中医，医术精深，医德高尚，为家乡中医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为乡里称颂。

   郑烺家住陆良县城南正街，老宅为二层大四合院，正大门有楹联：“红杏雨霑明经第，绿楊春靄学士家”，中悬挂“进士”大匾；正堂屋门联“济世救人航行三万里，震今烁古学术五千年”；侧大门门联“画竹名家徵兰受氏，采芝盈室种杏成林。”

　　郑烺长子郑家麟（20代），系著名中医，夫人潘氏，一生育四子三女，四子郑祖尧（21代），字绍唐，号郑斌，是我父 亲。

　　二、父辈

  父辈（21代）共有亲堂兄弟15人，从军6人，其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人，黄埔军校毕业1人，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2人，云南军医学校毕业2人。

  我父亲于1903年离开家乡陆良，到昆明入云南武备学校学习，1905年由武备学校保送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学习，1907年由速成学校保送入日本东斌陆军学校深造，是年，经云南留学日本同乡会会长赵伸介绍，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1911年毕业回国后，正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大元帅黄兴任命他为沪军先锋队第二队指挥长（敢死队长），光复上海、攻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陆军总长黄兴任命他为第七师机关枪大队长。

  1912年，南北统一，南京临时政府撤消。我父随同林虎军开往江西，江西督军李烈钧任命我父为江西内河水师第三营营长。1913年第二次革命，湖口之役失败，父远走新疆，1914年到达新疆后，被新疆督军杨增新任命为阿尔泰办事长官公署军政处长兼骑兵营长，1916年奉杨增新之命入关调查陕甘军政，1917年调查完毕，陕西督军陈树沈留父在陕西工作，任命他为陕西省长公署参议兼陕西陆军讲武堂主任教官。

  父亲于1918年辞职到四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任命他为军部上校参军兼讲武堂第一分校教官，1920年川战复起，滇军退出四川回滇，行抵云南昭通，赵军长阵亡，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兼领第二军向昆明进军，遂将唐继尧驱逐出滇。父被顾品珍任命为总司令部上校参谋。1922年，唐继尧反攻回滇，又任命父为会泽副使署上校参谋长，1924年，父又调龙云为军长的第五军第三旅任上校参谋长并随军出广东，1925年，当军队行至广西南宁，被范石生堵击，败退回滇。父因患病绕道上海医治，病愈后过汉口，十三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任命他为联军总司令部参议，旋即调任滇军第二混成旅旅长。不数日，蒋介石北伐，羊楼洞一战将吴佩孚击败，父亲离开汉口回滇，在昆明赋闲年余。1928年，滇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任命他为指挥部少将参军，是年，龙云统军出贵州，追击胡若愚、张汝骥、孟友文等部，父被任命为西路兵站监兼临时江防司令。追过昆明至华坪、永胜到木里，张汝骥、孟友文被击毙，所部溃散，1929年，兵站撤销，父回省城仍任少将参军。1930年，龙云派第三旅旅长龙雨苍部清剿临安县一带土匪，没收得土匪周兴国、王文光、莫朴等匪首坐落建水、蒙自、个旧等县产业。1932年，派父到临安，会同各县县长，清理匪产，至1934年清理完毕，内有个旧厂尖（矿山）20余座，交由云南矿业公司开采，云南财政厅长陆崇仁任命父为云南矿业公司个旧办事处经理，1937年12月卸任回家，从此以种花为生十余年，与世隔绝，从未担任过任何职务，直至1950年云南解放。

   母亲孟素娴，1882年出生在云南陆良县城的一位教书先生家里，从小缠足，没有读过书，听从父母之命，许配给父亲，因为年年征战，东奔西走，父亲没定居之处，直到1918年，才在四川沪州定居下来。经祖父和外祖父商量，雇一乘青轿把年过三十的黄花闺女抬到四川去成婚，母亲常说她这一辈子没有坐过花轿，成亲时没有摆过筵席，只宰了一支大公鸡。1920年母38岁时生下大姐，1922年生我时已40岁了。在那重男轻女的时代，父母把我当成了宝贝。母亲共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妹妹小我三岁，弟弟小我七岁，她信奉佛教，生完弟弟之后，就开始吃素，直到1966年逝世，享年84岁。

    三、童年

   我出生于1922年农历冬月初八，父亲当时任云南会泽镇守副使署上校参谋长。我一周岁时，按当地的风俗习惯，小孩要“抓周”，在床上摆放了各种物品看小孩喜欢那一件，由他自己伸手去取，由此预测孩子将来能干什么，我抓了一本小书和一支毛笔，大家都说我以后会是个文人。父亲的上级会泽镇守副使陈铎送来了一对金碗和两双银筷，表示祝贺，这对金碗一直保存到土改，父亲主动上交到陆良县农会。

  姐姐五岁我三岁时，父亲请来了一位家庭教师，名叫俞文候，云南高级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共产党员。我们家当时住在昆明市园通街园中巷可园内，可园是杨道尹的住宅，大四合院，二层楼房，杨道尹（官名）早已去世，他的后辈把房子出租给父亲和云南警务处长李希尧，我们两家都住在楼上。李希尧的夫人是一位现代妇女，穿旗袍和绣花鞋，镶的金牙，戴的耳环，烫的头，人也长得美。她的儿子李竞生和我是小朋友，每天他妈妈梳洗打份时，我们站在门口观看，每天晚上李竞生的妈妈都要洗脚，我常常去看，将李竞生妈妈的大脚和妈妈的小脚对比。我曾问俞老师为什么我妈妈要缠足，俞老师说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坏习惯，影响身体健康。当时我听不懂什么叫坏习惯，只知道缠足不好。我同情妈妈缠足的痛苦。李竞生长大后出国去了，90年代听说他当了云南旅美同乡会的会长。俞老师每天教我和姐姐写字背书，用的是共和国新教材，语文第一课是“大狗跳，小狗叫”。我没有学过古书《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写字课是写毛笔字，手上写着，嘴里还念着“横平竖直”；算术课教打算盘。我最喜欢的写字课，特别是俞老师在我写的字上圈上红圈时，我看了又看，每天俞老师还要给我们讲一个古代的故事，如“王祥卧冰、孟母择邻”等，俞老师还教我们打陀螺、踢踺子。

   四、南菁学校

   1931年初，云南创办了第一所十年一贯制住宿制学校，学校开始的名称叫私立南菁小学，实行10年一贯制后，校名改为私立南菁学校。学校的位置在北门街城门附近，出城就要从校门口经过。学校有两幢大楼，一幢名敬业院，全是教学设备；一幢名乐群院，是辅助设施，包括办公室、宿舍、食堂、医务室等。校门外有石阶梯，要上十几级阶梯才能走进校门。学校试行英国道尔敦学制，由小学到初中，十年一贯制。父亲与俞文候老师商量要送我和姐姐入学，学费很贵，我和姐姐俩人一月就得120银元，折合大洋60元，相当于两个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母亲起初不同意姐姐去上学，父亲说男孩女孩应当受同样的教育。1931年2月12日,云南私立南菁学校开学,我和姐姐穿了新衣服，背了新书包，走进崭新的校舍参加开学典礼。礼堂里挂了全体董事的合影大照片，第一任校长张家栋，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他穿着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讲完话后和全体同学照了相。同学们参观了学校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宿舍、食堂，然后参加考试，按成绩编班，姐姐编在五年级，学号54；我编在四年级，学号48。宿舍里的被子、床单、枕头都用红线织上了学号，每人一张单人床，床上都挂着帐子，行李、卧具都是白色，每张床下放了一个搪瓷桶，夜里可以在桶里大小便。宿舍设有一位舍监管理，是一位女老师，非常严肃，学生都怕她，校工负责宿舍卫生工作。头一天晚上离开父母在学校住宿，不少同学睡不好觉，舍监老师逐一的揭开帐子，检查学生是否入睡，对没有入睡的同学小声安慰。宿舍是男女生分开，男女生不准到对方宿舍。头几天，姐姐在宿舍想家哭了。学校是男女分班。我们班有12名男同学，班主任老师张服真（又名张禄），是留美学生物的，喜欢穿长袍，戴礼帽，他对学生非常好，当众都是讲同学们的优点，表扬做得好的同学，对不守规矩的同学，他都是个别谈话，要这些同学改正错误，大家都很喜欢他。每到星期天，张老师还非常欢迎同学到他家去玩，翻看他家里的植物标本。张老师对我们说美国人很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说脏话，遵守公共秩序，很少打仗斗殴，他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到美国去留学，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把我国建成强盛的国家。

   道尔敦学制是一种以自学为主的学分制，每个学生有一张学习进度卡片，上面记载了各科学习进度完成情况，每学完一科的进度都由任课老师在卡片上签名，完成了学习进度就通过了，没有什么考试，各科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语文老师朱健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老师是日本留学生，英语老师是英国领事馆的翻译，音乐老师孙竹筠是位歌唱家，美术老师是位画家。到了八年级，班主任老师换了，体育教师李立贤（又名陈方，解放后任云南省体委主任）担任了我们班的班主任。李老师小个子，圆圆的脸，长的很结实，云南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共产党员。他教我们打球、游泳、爬山，每到寒暑假，就会组织我们去旅游，他要求我们每人准备一台自行车，全班出游时组成一个自行车队，同学们的家长非常支持，全班同学人人骑的都是英国进口的新车，有三枪牌和飞鱼牌。每次旅游中，班主任李老师都教给我们怎样欣赏名胜古迹，要求同学们写游记，在李老师的影响下，同学们每天要写一篇日记，记下最有意义的事。图画老师是一位画家，第一堂课就在黑板上教学生们如何画猫，我的作业本上到处画的是小猫，我还好奇地问为什么小猫生下来就长胡子，老师笑了，说等我以后长大学遗传学时，老师会告诉我的。音乐老师首先教我们唱校歌，距今已70多年了，我清楚歌的记得校歌的歌词：“学校号南菁，乐育群英，教学做合一，三育发展平均，精诚亲爱喜师生，管认真，教认真，尽心力，为我们朴实谨勤，敬业乐群，充实教育，实验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好南菁，好学生”。音乐老师张育斋，是云南的作曲家，南菁学校的校歌是校长作的词，张育斋老师谱的曲。学校医务室设备完善，有两位医生，两位护士。每年都要检查身体并打预防针，每名学生都有健康卡片，学校对学生的个人卫生要求十分严格，每天早晚都要盥洗，盥洗室里整齐的摆放着每个人的牙具和脸盆，早晚洗脸，晚上洗足，舍监毛老师定期检查手指甲、脚指甲，一个星期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学校食堂也很漂亮，长条桌，分食，每顿都是四菜一汤，学校要求学生爱惜粮食，不准随便乱倒菜饭，吃不完的主动送到指定地点，有专门管理的师傅回收。

   我8岁进入四年级，14岁10年级毕，在校共学习了六年，是南菁学校10年制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南菁学校，我对书法课很感兴趣，我已可以自己临帖，在老师指导下学习颜体，临写书法家钱南园先生的楷书，父亲专为我购买了钱南园先生写的楷书字帖四册，我视为至宝，每天都要挤出一小时临写字帖。上九年级的时候，老师要我写四个条幅，拿到学校去评选，选上的经装裱后拿到全校恳亲会（家长会）去展出。召开恳亲会时，在大礼堂里展出了学生作业，我写的颜体楷书挂在墙，父亲知道后，非常高兴，并亲写了一幅对联让我书写“物力艰难，要知吃饭穿衣谈何容易；光阴迅速，即使读书行善能有几多。”我写了两次，父亲都不满意，说功底太差，还应好好练习。

班主任李老师十分重视同学们的体育锻炼，他要求每一个学生根据自己的体质和爱好学会一项体育技能，我选择了游泳。当时，昆明在翠湖公园建了第一座游泳池，我们家也从圆通街搬到了翠湖北路，距离游泳池不远，每到星期天或假日，我就去池中学游泳，李老师非常高兴，鼓励我要先学会蛙泳，逐渐练习长距离蛙泳。我一生中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游泳，还把游泳传给了两个儿子，小儿子郑安澜在丹东小学念书时就能偷偷地游过鸭绿江，被朝鲜边防部队抓了送过江来。

   我们同学中，有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儿子龙绳文，龙纯元、龙纯新，云南军政要人卢汉的儿子卢国器，黄裴章的儿子黄清、黄泽、黄治、黄征等。

   昆明市的刑场设在北门外城墙下面，离学校很近，每当处决犯人，游街示众完毕后，就要经过校门前押到刑场去枪决，一路上还吹着军号。有一次我和几名同学听说要枪决女犯人，就都跑去看，布告帖在城墙上，犯人路过时都带了脚缭，双臂紧绑，插着斩标，只见一名穿粉红毛衣的女犯人抬着头，走在男犯人后面，毫无惧色。行刑后，见四个人躺在血泊里，第一次看见枪毙人，大家都害怕，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闭上眼睛总能梦见那穿红毛衣的女人，听老师说她是云南书法家吴锡忠的女儿，从苏联留学才回来就被抓，四个人都是共产党。我们问老师什么叫共产党，老师说共产党是革命党，我们又问什么是革命党，李老师说敢于打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打倒军阀的就是革命党。我不禁茫然，既然是革命党，为什么要枪毙呢？她（他）们犯了什么罪？

   在南菁学校的六年的学习生活，除了学会了应学的文化知识外，我还学会了很多：对长辈、老师要有礼貌，每天第一次见面要问好；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铺床、叠被、洗澡、洗脸、洗脚、漱口、打扫卫生；会写毛笔字、踢踺子、打乒乓球、游泳、钓鱼、写日记（游记）；知道世界上有多种植物、多种动物、要爱护动物和植物；懂得了要勤俭节约、不与人比吃穿，不浪费菜饭；不能打人骂人、对同学要互相尊重，学习别人的优点；立志读好书、做个有用的人。

   五、高级工业学校

   云南的高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通高中，一类是职业高中，都是省立学校。其中，质量最高的是云南省立高级工业学校，全称云南省立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制3年，毕业后可以考大学工科，也可以到工厂就业，老师们都鼓励我报考高工，父亲也同意了。姐姐已考上了云南昆华女子高级中学，我也顺利的考上昆华高工。昆华高工分土木工程和机械工程两个专业，我被分在机械专业，第一年学的都是普通高中的课本，有国文、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我最喜欢学的是代数。云南大学毕业的牛小灿老师教的特别好，学因式分解时，他拟了口诀，计算时按口诀解题，学的快。物理课也是我喜欢学的课程，几何、三角较难，化学课不爱学，元素符号都记不住，英语课内容较简单，只记了些单词，语法我也记不住，因为学了不用，没有那个语言环境，二年级增加了专业课，机械制图是主要课程，父亲给我买了一盒制图用具，我视为宝贝，天天离不开它。机械学讲授各种通用机械，我们还到各类工厂去参观，见到了不少先进的机床设备，都是抗战时期迁到大后方的，在参观电工器材厂时，厂子领导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毕业了，希望我们到厂里工作。我见到厂里生产的各类电动机，十分羡慕，心想如果能到这样的工厂工作该多好啊！不出所料，毕业时，我与十几名要好的同学被中央电工器材厂录用，被安排到电机厂，职务是工务生（大学毕业的叫工务员，试用一年后，合格的，工务生升为工务员，工务员升为工程师）。我们住在宽敞的宿舍里，一间房住两个人，食堂办的很好，有各种各样的菜。可以点菜上桌，不用花现款，记在本人的卡片上，月末发工资时扣款，我们8人一桌，一人叫一个菜，就是一大桌，人人吃的心满意足，工作也很顺心，我分在一名老工程师手下负责收集整理各种资料，装入档案，编号成册，放上书架，以便查找。老工程师起草的设计图纸，交给我按正规尺寸计算、制图，我有一张正规的办公桌，图板各种仪器都是本人专用，工作起来方便极了。工程师还把他专用的计算尺给我使用，当时算尺是尖端仪器了，德国出品，我们国家还不能生产。我对进入这样的工厂工作十分高兴，决心努力向老工程师学习，将来有机会报考大学深造。父亲得知我到工厂就业，很不满意，当时他在云南个旧县当县长，马上派人找我，要我准备报考大学，理由是我现在年龄还小，不是就业的时候，应当继续学习，将来出国深造。我开始查觉自己的眼光太短小了，没有远大理想，也不知自己这一辈子该怎么安排，怎么抓住机会。当我向工厂申请辞职时，同学们都说这么好的工厂还不满意，太可惜了。此时全家已搬到个旧县跟随父亲住在县衙里。回到家中，父亲要我好好准备功课，迎接来年的大学升学考试。

   父亲1937年12月担任个旧县长，是由云南矿业公司个旧经理岗位上提拔的。当时云南民政厅长是丁兆冠，我父亲上任不数月，丁兆冠离任，云南民政厅长的位子由龙云的小舅子李培天继任。李培天是云南著名的贪官，由于我父亲是武人出身，不懂得官场里的拉联应酬，没有向李培天送礼行贿，得罪了李培天，李培天下决心要收拾我父亲，于是在1939年10月，虚构事实，无中生有，连续记父亲大过三次。按当时的法令，连续记过三次，就要撤职查办。可李培天不查也不办，派其小舅子督查分处长杨德源，借巡防为名到个旧来找我父亲，索要伪币十万元，父亲没有这么多钱，没办法，只好借病请假回昆明就医，把县印交给杨德源代管，我们全家搬出县衙，母亲带姐、弟、妹，由表兄孟择居护送回到陆良老家，住在祖父留下的房屋里，我随父亲到昆明，找到父亲好友，云南警务处长李希尧。李希尧家住在一幢新建的豪华别墅里，他见父亲在昆明无亲无房，便将父子二人留住在他的别墅里。一月后，省民政厅见父亲没有回到县衙，便任命董广布接任个旧县长，并给父亲扣上了弃官潜逃罪名，下令通缉。为了不给李希尧添麻烦，我找到了进入空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张叔仁，在僻静的木行街为我们租到了一处带有庭院的二层小楼，院里堆放着整齐的木材，能见到太阳，静悄悄的，父亲很满意，便租下了。和李希尧说明情况后，父亲向李希尧先生表达了感激之情，谢绝了李先生热情的挽留，当天，我买了行李和炊事用具，在夜间把父亲接到新租的房屋，开始了避难生涯。从此，我们一家人分居两地。我和父亲在昆明每天自己买菜做饭，母亲带着3个孩子在老家日夜操劳，父亲则整天长吁短叹，恨自己命苦，东奔西走，结果落得如此下场。我十分同情父母的处境，向父亲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买一套房子，全家人搬在一起安下家来，陆良以后不能长住，弟兄姊妹将来都得在昆明工作生活，父亲同意我的意见。我通过同学找到了一位房押子（购房经纪人），他领我看了许多要出售的房子，最贱的房子是被日本飞机轰炸破坏了的，必须经过大修后才能住的房子，其中，坐落在钱局街金鸡巷的一套房子又宽又大，院内还有一大棵枇杷树，这套房子的隔壁是钱局街石牌坊巷，也有两院房子要出售，这两院房是小院，只有正房，没有廂房，三院房子是紧隔壁，如果打穿了就是三院就可以连在一起，房价非常便宜，一直都无人居住。父亲听后考虑到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只能买旧房，便下决心购买，要我请同学张叔仁的父亲帮帮忙，说服房主，如果我们三套房子都买下来，房价上再降一下。房主姓洪，是日本仕官学校的毕业生，在昆明中央军校五分校当教官，房子是他祖上留下来的，房子被日本飞机炸坏，我来到他家面谈时，见他家生活也不富裕，是一名穷教官，洪教官看我是真心诚意的，便说：“如果你三院房子都要，钱可以少一点，但必需现款，一手交钱，一手交房。”我把情况向父亲讲了，他完全同意，叫我马上回陆良去向母亲讲明情况并把钱取来，立即购买。我回到陆良老家，第一次踏入位于县城南大街上的郑氏祖屋，一幢大四合院正门顶上挂着一块大门匾，上书“进士”二字，两边对联“红杏雨霑明经第；绿杨春霭学士家。”横批“荥阳世第。”进了大四合院，只见院中天井里有两座石缸，里面养着金鱼，地面全是石板铺的，当街的两间铺面一间是中药铺，名“博济堂”。母亲见我回来，非常高兴，我把情况向母亲说了，母亲完全同意，立即给了我房款，要我赶快抓紧时间找工人修房。回到昆明，我办妥了购房手续，请张叔仁的父亲帮着找了两名瓦匠，就开始修理起房屋来。我和修房的工人一起劳动，不到一个月，瓦匠活全部部干完，庭院整理得干干净净，接下来就是木匠活了，我和父亲租住的小院，是木行存放木料的地方，需要的木材，可以随便挑选，木匠活需要最多的是顶棚料，九间房都挂棚，花钱太多，最后父亲决定只挂六间顶棚，其余三间以后再说。挂完顶棚，就开始制作门窗，窗子全用大扇玻璃，室内采光良好，最后完成的是地板，因地板造价高，只准备父母住的两间装，其它房间地面一律用三合土。最后总的修缮结果是拆去厢房十二间，留下正房9间，分三个院，父母住中院，姊妹住前院，中院和前院空地种花，后院三间做仓库。三个月后，我和父亲终于建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也亲身体验了劳动的艰辛。当我回陆良把母亲和兄弟姊妹接到昆明，他们看见自己的新家时，都十分高兴，母亲见我手上长了老茧，脸也晒黑了，人也瘦了，拉着我的手十分心痛，叫我好好休息。可是，全家人刚到昆明，只有我一人能上街买东西，姐妹是关在家里养大的，弟弟年幼，母亲小脚不能出门，只能在家作作家务，我每天早晚还要给父亲做饭，那有时间休息。这一年，就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没有一分钟看书学习的时间，文化课早已忘光了。为了减轻母亲的劳累，从家乡陆良雇了一位长工，名郑小书，来昆明帮助母亲从事家务劳动。

   全家团圆了。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升学还是就业。

   六、参加高考

   1940年，清华、北大、南开等国内著名大学从长沙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全国第一届大学统一招生昆明区开始报名了，多么好的机会，我决心去报考。考试日期终于到来了，一九四一年夏，在昆明参加统考，考试作文题两个题目，一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论；二是“拿破仑言，难之一字唯庸人之字典中有之”，试申其义。第一题是议论文，这四句话是出自何处，忘了！谁写的，给人们什么启示，弄不明白！怎么论？没有门，不能答。第二题是说明文，什么叫困难？怎样克服困难？我自己从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体会最深的就是修房子时和工人师傅一起劳动，吃了点苦这算什么困难，没有生活感受，怎么写文章？胡乱地说了一气，自己也感到很不满意，作文考试是彻底失败了。数理化题答的还可以，代数最好。发榜了，没有我的名。晚上我偷偷地落泪了，前途茫茫，往何处去。父亲说准备一年再考，五叔说：“念大学有什么用，搞什么学生运动，上大课、游大街，喊口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如去报考军校，走从军之路。”父亲思想很矛盾，他曾经对我说：“传留子孙莫当兵，我这一辈子感受可深了。”又说“中国在50年内没有兵权，将一事无成。”走那条路呢？我昼夜苦思，如果再复习一年，报考大学，考不上怎么办，不是白白浪费一年！租我家房子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要帮我请老师在家指导复习，说只要把作文考好了，就能考上。我对语文已丧失了信心，正在走投无路时，中央军校第十九期学生队招生了，昆明分校招收一个独立步兵大队，432名学员。我对父亲说这是一条路，应该报名试试看。父亲同意了。五叔也表示赞成，他告诉我这所学校的前身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全国著名的军官学校，曾为辛亥革命和护国倒袁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已在部队中担任团长的五叔和三叔都是讲武堂毕业的，五叔还承诺，将来我学成到部队工作，他和三叔可以帮我。听了五叔的话，觉得这是一条可行之路，但是母亲却非常担心，妈妈最喜欢的就是我，怎么会让我去参军吃苦呢？她说，难道父亲这一辈子所受的苦忘了吗？我还是参加了中央军校的考试，作文题是《己欲立而后立人，论》。我先论述了怎么立己，怎么做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发榜的当天，父亲带着我到学校门口大墙上去看榜，榜上第一名就是我的名字，父亲高兴极了。第一名，古话叫命中高魁。我考上军校并中状元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陆良老家的人都知道了，不少亲属朋友前来庆贺，然而我却茫然了，难道这一辈子真的要当兵了？我孜孜以求的科学家、发明家成为了泡影，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第一步踏上了从军之路，未知的前途是什么呢？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最著名的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一九三七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告急，战火逼近长沙，临大南迁昆明，一九三八年四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成立，到了四十年代，大批教授和文化精英随着西南联大抵达昆明，昆明成了一座诗人之城，昆明大街小巷，经常可以听到年轻学生在唱联大校歌，抒发联大学生爱国的壮志豪情。昆明的青年学生，都把能进入西南联大当做自己的梦想，都希望这所全国知名的学府会成为自己未来的母校，我多么向往有一天能进入这所名校，但是考试结果证明了，我的想法注定是一伤空欢喜，一场白日梦!

   1941年，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中国远征军开往缅甸对日作战，中国军队各兵种为培养干部在昆明召收青年，其中装甲兵、防化学兵、工程兵等最受青年欢迎，不少高考落榜的高中毕业生，报考了特种兵学校，和我最要好的两名高中同学张叔仁和缪西育，报考了空军官校，录取后编入校址在广西桂林的空军官校第15期。中学的同学们都各奔前程，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专业从军去了。

   1944年初，中国组建青年远征军，共9个师(201师-209师)，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并规定，每个连队大学生人数占1/2，高中毕业生人数占1/3。昆明中等以上学校都发出了通知。西南联大也成立了以校长梅贻琦为主任委员的“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从军高潮，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南联大参军总人数为834人，名录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里面，第一批报名参军的200多同学被编入青年远征军207师炮营。在国家如此动荡的岁月里，参军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七、中央军校

   我以第一名的头衔走进了中央军校。

   开学第一天，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禄训话，张禄主任训话时，我一看，这不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张服真老师吗，多么熟悉的面孔，当年你和我们这些孩子朝夕相处，教我们怎么讲卫生、怎么采集植物标本、怎么养蚕，如今你又当了我的老师，教我怎样做人，做军人。张老师的出现，使我思想上有了依托，我总想有机会和他说句话，可是他都装着一副长官的面孔，表现出从来也不认识我的样子，使我心里很难受，怎么，当了官，你的学生都忘了？训话后，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举行了集体加入国民党仪式，从此，每周六上午，学生们要在操场上举行党员活动，每个班为一个小组，坐在每人携带的小凳子上围成三方形，按规定的讨论题，各人发表自己的意见。

   教学的第一单元是新兵教育，时间三个月，教材叫《典、范、令》。典就是步兵操典，范就是射击教范，令就是阵中勤务令，每天三操两讲堂，操是在操场上课，按操典内容在操场上实施，每天三小时；课堂讲授每日两小时，典范令的总称是步兵小教程，也就是入伍教育，教你学会当兵的基本知识。

   第二单元叫学生教育，是军事知识的系统学习，教材为黄埔军校统一编写的四大教程：战术学、筑城学、兵器学和军制学。由专门的军事教官讲授，教官都是上校以上军衔，多数为留日学生。这些学习内容，对我来说，几乎是一看就懂，没有什么困难。战术讲的是各种作战方式的对策，不外乎攻击、防御、遭遇、追击和退却；筑城学就是讲怎么构筑工事，从挖散兵坑起，讲到马奇诺防线；兵器学主要讲各种枪炮的构造原理与使用；军制学讲部队的编制和各级干部的作战指挥。四大教程的难度在于野外作业，必须亲身实践，沙盘要自己制作，射击必须弹无虚发，筑城要亲自挖工事，累得手掌起泡，从早到晚，操场 — 课堂 － 野外，连续两年天天不断。新兵教育结束后，全大队学生被派到青年远征军207师担任教育班长，对青年军进行了3个月的新兵教育。青年远征军207师是由在陕西省召募的青年学生组成，在“一寸山河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的号召下，全国共组成9个青年师，207师驻在云南省曲靖县东大营，师长方先觉。我们全大队行军到曲靖县东大营，接受了杜聿明长官的检阅，检阅时，主席台上立着杜聿明、郑洞国、方先觉等青年远征军的将领，学校派我为大队指挥，代表全大队向杜聿明报告请求检阅，杜聿明训话后，207师619团少将团长张慰民接收了我们，并将我们配属到其团各连队，每个班一名学生，担任教育班长，我分在619团一营一连一班，与士兵同吃同住。207师是清一色的青年学生，他们一片爱国热情，因从来没有远离过故乡，在军营里，不少人因想念父母、想念家乡，晚间偷偷地流泪。我也是学生出身，非常理解同情他们，我从改善班里士兵们生活状况开始，逐渐解决士兵的思乡思亲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营房木床上的臭虫太多，夜里睡不好觉。我带着班里的士兵用开水浇床缝，把虫和卵烫死，没有了臭虫的干扰，士兵们夜里睡的又香又甜，都非常高兴。第二件事是消灭虱子。我要求班里士兵要勤洗澡、勤换衬衣，全班没有一人身上生虱子。第三件事是解决士兵的饮食。陕西人是吃面食长大的，吃米饭吃不饱，我向连长提出建议，每个班派士兵轮流到伙房去帮厨，做他们喜欢吃的饭菜，士兵们非常满意。第四件事是每到星期天，我就发动班里的士兵们给家里写信，告知父母他们在军营生活，由于士兵们利用书信经常和家里联系，逐渐消除了他们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207师的青年士兵举行了授枪仪式，我们也回到学校继续学习。通过三个月的一起训练生活，我和我所在的一班的12名士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207师换防经过昆明时，班里的士兵集体请假到我家来看望我，我们成了亲密的战友!

   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军校的全体同学欢欣鼓舞，热烈庆祝。然而，正当我们在欢庆之时，昆明的形势却风云突变，10月3日，学校突然下令查封军械室，不允许学生离开学校，住防昆明的中央军第五军，在杜聿明军长指挥下，包围五华山，迫使省主席龙云下台。

   10月10日，国共双方举行的“双十”谈判结束了，同学们希望早日实现双十协定，还军于国，国家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我们成为建军干部。

   然而，“双十”协定却被蒋介石撕毁了。学校宣布我们提前两个月毕业，到部队去领毕业证书，我所在的一队分配到60军，此时60军正代表国民政府在越南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学校要求我们立即出发到越南河内去报到，我们乘坐十轮大卡，告别家乡，经广西出了镇南关，踏上了异国土地。在越南，日本军队皇军投降了，我们走在街上，日本军人见了我们，都要举手敬礼，脚下踢着正步，我们是战胜国的军人，代表着国家形象，心里感到自豪!

   1946年4月中旬，我们随60军军部乘上自由轮从越南远涉万里到东北葫芦岛登陆，军部设在锦州，我被分配到184师，到海城报到。

   八、海城起义

   184师司令部设在海城县红卐字会，城门都堆了沙包，进出的老百姓都要进行检查，一幅大战将至的景象。师长潘朔端在红卐字会院内向到184师的十几名学生训话，师长训话完毕，我们当场由人事科长分配工作，我和卞作楫分配在师司令部参谋处，杨保寰分在特务连手枪排，熊家骏分在战防炮排。我到参谋处后，处长梅鑫把我分配到作战室，任务是每天将全师部队守备情况标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情况由师谍报队队长将情况汇总后告诉我并立即标示在地图上。

   5月23日，民主联军部队调动频繁，逐步向鞍山外围集中，有进攻鞍山的态势，特别是炮兵调动迅速。5月24日，民主联军的民工担架队也大批集中，鞍山郊区民房都住满了担架队。我向参谋长报告：“老百姓说，共军一集中担架队。战斗就要马上开始了。”果然，5月25日，鞍山郊区炮声响了，守卫鞍山的团长张秉昌电话告急，参谋长马逸飞奉师长之命组织加强营乘20辆汽车连夜增援汤岗子，汽车行至鞍山南大甘家堡子，遭到民主联军4纵10旅30团打援部队阻击，我们的增援部队没有突过去，马参谋长命令部队按原路返回，途中又遭到辽南3团打援部队堵击，加强营被击溃，黑暗中部队失去联络，20辆汽车全部损失。天明时分，随增援部队一起行动的卞作楫随参谋长只身逃回海城，开始零星收容失散的部队。师长和副师长见状大为生气，问他们是从那个道退回来的，卞作楫说参谋长命令原路退回，潘师长火了，大声说，那有从原路退回的，这点常识都没有，还指挥作战？郑副师长说：“一个加强营，白白地完蛋了，这仗怎么打？”

   鞍山失守了，民主联军包围了海城，炮轰双山子，守备双山子的连长，没有坚决抵抗，率部逃回海城，被师长下令拉到玉皇山枪毙示众。玉皇山遭到民主联军两天两夜的猛攻，小地堡都被攻占了，只剩下山顶的三个大碉堡，随后被民主联军调来的炮兵击毁，守军全部被歼。我在观测所炮镜里，清清楚楚的看到民主联军抬着九二式重机枪进入碉堡，我向师长报告了直接观察到的情况，师长命战炮排立即向碉堡射击，我们还没有准备完毕，民主联军炮兵开始向师指挥所进行轰击，炮弹击中红卐字会后墙，重机枪子弹射到观测所沙包上，打的嗖嗖直叫，柳树枝叶纷纷打落。我和卞作楫在观测所贴墙站着，不敢外出活动。28日傍晚，守城墙的特务连手枪排长杨保寰从城墙上来到指挥所看我，他哭了，他说看到重伤的战士腿上鲜血直流时，一点办法也没有，他流着眼泪问我，海城守不住了，我们怎么办？我无言以答。他说后悔不该出来（指到越南），我说事到如今后悔也晚了，只有听天由命了。杨保寰悄悄地走了，战士腿上的鲜血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人间巨变，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年青青的，为谁去卖命？为谁去流血牺牲？为谁充当炮灰？

   此时，师长一言不发的在作战室走来走去，炮弹枪弹不停地落在指挥所墙壁上，副师长交给我一件帆布坎肩，沉甸甸的，告诉我白天穿在身上，夜间压在枕下，防止丢失。作战室墙上的地图也没法标了，敌情就在眼底下，所有的通讯联络都中断了，司令部人们开始紧张起来了，南城门堆上了沙包禁止通行，城墙外的民房凡是与城墙相连的一律拆除，防止共军爬上城墙。参谋处长下令机关人员每人发一棵手榴弹自卫，军械处把一箱箱木柄手榴弹摆放在卐字会院子里，然后集中机关人员，由我去讲授如何使用木柄手榴弹。29日晚，四面的枪声突然停止了，这种沉寂，使人更加感到可怕。只见师里的几位领导在作战室出出进进，副师长叫我把身上穿的坎肩挖坑埋了，我找了一把小铁锹，在卐字会四周转了一圈，土质都比较硬，挖不动，我突然灵机一动，卐字会院内不是有一口水井吗，去看看里面有没有水，我投下石块，里面有水声，于是当机立断，把坎肩用绳子扎起来，投进了井里。还有我的一盒名片，也一起投了下去。回到作战室，报告副师长说，东西已经埋了，副师长告诉我说，师长已经决定与民主联军合作，停止战斗，令我马上到师直属各单位传达师长“部队轻装，天明前在南门外操场集合待命”的口头命令，我立即到各直属部队和科室传达了口令，大多数单位听了之后，目瞪口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敢问是怎么回事，赶快收拾行李。

   我回到作战室已是深夜，师长命我随他乘车到南门外看望部队，我和师长乘坐的吉普车左边的小旗杆上挂上了一面小白旗，车出南门见道旁躺着不少尸体，走不远，一名伤兵手抱着肚子坐在道中央，口喊“长官开恩啦”！我一看这个士兵手抱肠子，满手是血，师长叫停车，命我找军需主任赏这名士兵200块大洋，我对他说，长官命军需处赏你200块大洋，你好好等着吧，他点了点头表示感谢。我们立即驱车前往操场，只见队伍已经集合站立在场边。吉普车一过，小白旗飘飘，队伍内一阵叹息声，有的交头接耳，师长坐在车上看了一眼队伍，什么话也没说，就过去了。队伍由魏瑛团长和马逸飞参谋长指挥向析木城进发，所有的武器装备都留在海城，师长和副师长的随行、警卫人员都随队前往析木城。师长和副师长只带着我随民主联军朱参谋到安排好的老百姓家休息。因为情况变化较快，师长没有来得及事先和各级军官讲明我们反内战起义的动机和目的，决定先将部队开进到析木后，再作动员。午饭后，师长、副师长乘车到达析木城，部队在行军途中遭到了蒋军飞机的轰炸，晚饭后，师长召集了排以上军官开会，向大家讲明了我们为什么要举行反内战起义，参谋处长肖向贤和参谋谭从志当晚就逃跑了。师长和副师长讲完话后当晚返回海城，民主联军四纵司令员韩先楚在四海宾饭店宴请师长和副师长，宴请后，韩先楚司令员提出立即下令驻守大石桥的550团杨朝伦团长率部来归，师长命我到大石桥送信，纵队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为我准备了一台紫红色的敞棚小轿车（是鞍山551团团长张秉昌的坐车），派了一名头戴八角帽，身穿全黑色军装的驾驶员开车，我问王主任，海城至大石桥的铁路电话线是否畅通，王主任说没有遭到破坏，于是我要了一台手摇电话机，爬上电杆，摇通了大石桥杨团长，云南口音的杨团长问我是谁，我说是司令部参谋处见习官，他第一句话就问我海城情况怎么样？我说师长派我来送信，请团长派人到警戒阵地前来接我，我乘的是紫红色的敞棚骄车，开的黄色灯光，请通知一路放行。杨朝伦团长放下电话，立即找十九期学生打听我的情况，身材多高，操什么口音，面部有何特征并按排好了接信人。从海城至大石桥约35公里，我一路畅通无阻。在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只见公路两旁躺满了身着黄色军装的山东大汉，清一色的日式武器，笨重的九二式重机枪、歪把子轻机枪、骡马牵引的山野炮，第一次看见共产党的正规部队，整整齐齐，像是一次检阅，夜间灯光下的检阅，我暗想，包括师长、副师长在内的所有司令部的官兵，还没有一人能象我现在这样，亲眼看清卧在公路两侧准备战斗的民主联军的模样，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我坐在司机旁两眼密切的注视道路两旁的情况，黄灯射处，看不见有人行走，也听不见枪炮声，整个大地一片寂静，我穿着大茄克，右兜里装着一枚手榴弹，身旁的司机也不和我说话，他戴一顶黑色红军八角帽，我看着不怎么舒服，只见他开车技术相当熟练，黄灯有近光远光，他打的都是远光，在离大石桥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黄灯照处看见有人在走动了，我主动让司机停车，车刚停住，公路旁沟里走上来四名持冲锋枪的士兵，叫我随他们步行进入大石桥，我回头一看车已开走，也不知这些士兵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四周漆黑一片。走了一会，对面来了一位军官模样的人，我说师长有信要我面交杨团长，他说他是团长派来取信的，信交给他就行了。他拿走了信，四名士兵把我带到火车站的一间办公室里，换了另外两名士兵看守着我，他们站在门外，我一人在屋内开始紧张起来。如果杨团长不同意师长意见，那我就是罪人了，能否把我杀了，以表他对蒋的忠诚呢？现在关键是要看他回不回信，怎样回信，这时，我想起了在海城上车前王振乾对我交待的一句话，如果上午七点还不见我回去，民主联军就要开始全面进攻了。坐在椅子上，我心如火烧，口渴难忍，那里有水喝呢？天亮了，街上有人走动，两名卫兵在门口站着，我向他们打招呼，提出要喝水、上厕所，他们同意了，一人跟着我上厕所，一人去弄水，并对我说，不允许自由活动，不能出这间屋子。我想如果他们要枪毙我，必定要拉到阵地上示众，不大可能藏在屋里，我摸一摸手榴弹还在茄克兜里，心想，如果他们来绑我，我就拉响手榴弹与他们同归于尽。上午七点快到了，还没听见炮声。我肚子也饿了，怎么能吃上饭呢？正在无计可施时，远处响起了炮声，炮弹好象落在主阵地迷真山上，又像东一炮西一炮，火车站附近也有炮声，这时我发现有部队靠着街道两旁迅速的向车站方向移动，看守我的两名卫兵也不见了，我赶紧走出关押我的房子，顺墙根向东边走去，不远处是一条没有水的水渠，一人多深，我立即跳进渠道，向前走了百多米，看见不远处有一家农户，门口还放着一辆四轮马车，我想这下可有救了，便立即走进院内，见一农民从屋出来，定睛一看是朱参谋，我高兴坏了，按着他的手说：“你来的太及时了。”他问我信送到没有，我把经过情况向他详述了，他说应快回部队去报告情况，接着我们套上马车，车老板把煎好的光饼捲大葱给了我一卷。原来他们都是敌工干部，当我乘汽车离开海城时，他们就乘马车跟在后边，及时掌握我进入大石桥送信情况，我们三人换坐在大板车上，于当晚到达岫岩。我立即向师长汇报了送信经过，当师长得知杨团长没有写回信时，顿时火冒三丈，问我：“你给他讲了些什么？”我看出师长是怀疑我向杨团长讲了什么坏话，便冷静的说：“报告师长，杨团长没有亲自出面接信，是派一名副官来把信取走的，还把我看管起来，没有写回信。我是在炮声中乘乱逃出大石桥的。”师长听后，没有对我这次冒险送信的表现给与表扬和肯定，而在后来多次的谈话中，都把派我去送信说成是派参谋长马逸飞去大石桥送信并与杨朝伦进行谈判，我第一次亲身体验了这种骗人的伎俩，怎么能把历史事实随意戏说呢？ 参谋长马逸飞回到云南昆明工作后，在向云南日报、昆明日报所介绍海城起义经过时，都是讲是潘师长派他到大石桥送信并与杨朝伦进行谈判。我知道后向184师原副师长郑祖志建议写一篇海城起义经过，并把提纲给郑祖志看了，郑祖志说，你一定要如实地将海城起义经过写清楚，让人们知道真相，后来郑祖志病逝了，他没有看见我写成的文章。2006年，我把海城起义经过写入《郑祖志将军传》，在互联网上发表。早在2004年，刘哲同志写《光明之路》时，和我要184师海城起义情况，我如实地向他讲了，并与他约法三章：第一，不能用我的名字发表；第二，凡是讲到真人真事时，不能涉及我的姓名；第三，不做评论。刘哲问我为什么？我说关于海城起义的经过，党委早有定论，我个人所述的是个人见解，不是和谁唱反调，是留给后人看的。刘哲同志《光明之路》发表后，他寄了一本给我看，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史学家的笔法，重史实，不随便对某一事件下结论。我建议他写一本滇军史，他说云南的当权者对此不感兴趣，而我们这些热衷于此事的人又无能为力，我说把《光明之路》扩大为《滇军之路》，从辛亥革命河口起义写到朝鲜战争，到50军番号撤销为止。他说身体不佳，肺部手术后至今疼痛仍未消除，到2007年，我的回忆录在互联网上发表，他看后来信说：“约法三章也不要了，很高兴看见你亲自执笔写的回忆”。我说希望你继续完成《滇军史》，如果需要我协助，可以请云南省志办一位表兄弟张曙东帮助搜集有关资料，并说他已整理好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参加的22次战役资料，将来可以提供参考。

   九、东北军政大学

   1947年初，包括我在内的184师150多名起义校尉级军官，进入人民解放军东北军政大学总校学习，地点在黑龙江省北安县，编为干部9队，队长段希远，学习时间9个月，毕业时为军大第9期预科。学习内容：社会发展史，阶级与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战争的性质与任务，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和优良作风，军队的领导原则与政治工作，战略战术原则和战斗作风，中共党史等。副校长何长工亲自主持学校工作，9个月的学习时间，我接触到了自己从未见过的书本、从未见过的共产党干部以及他们理论联系实际、联系思想的学习方法。印象最深的是学习阶级斗争，每个人要联系自己的家庭、出身，划阶级成份，这种氛围，和我当初听说要送我们上大学，盼望看见著名教授高兴的心情完全不一样，每讲完一堂课，都要对照自己的思想认识谈体会和收获，这可难坏我了，一发言就被同学追问到底。例如，参加斗地主的学习最后把地主枪毙了，还有地主12岁的儿子也拉来毙了，不少出身成份好的同学都说完全正确，应当斩草除根，我思想里觉得一个12岁的孩子，还不懂什么事，怎么也犯死罪？但我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班长杨学昆、指导员曹一民眼盯着我要我谈看法，曹一民说你们家在旧社会是官宦人家，父亲是将官，你是将门之子，对打倒地主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在思想上必须划清界限，背叛原阶级，站到人民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学习，我交代了自己家庭情况，共有祖上分得的三工半水田和一车半旱地（当时还没有亩的计量法。一工表示一人一天能完成的工作量，一车表示农作物的收成量），家庭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资收入，并交代了自己集体参加国民党的经过，还在军大的学习报上登报声明脱离国民党，同时还交代了在国民党中央军校19期毕业时，成绩名列前3名，受到校长蒋介石奖励的佩剑一柄(此剑在1949年昆明解放后，被大姐郑戌生主动交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在学习政治理论时，许多新的名词都没有听说过，手里又没有词典，在小组讨论时，常常提出疑问，例如在学习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提出主义与思想有什么不同，班里讨论也没结果，指导员说等提到学校请领导来解答，并指出学习态度必须端正，不能钻牛角尖，我听出了指导员说话的意思是批评我态度不老实，好钻牛角尖，后来我查觉了，不能随便提问题，以免使老师为难。

   每个单元学完后，都要由校领导作总结，使我印象最深的一课是副校长何长工上的一堂课。何是苏联留学回来的，表情上有些洋气，他讲课前在黑板上写了句俄语，然后往学生中环视一周，问：“谁知道黑板上写的是什么意思？”下面鸦雀无声，没有人回答，他突然点我的名说：“郑竹书，我写在黑板上的字是什么意思？”我思想上毫无准备，突然听见叫我名，便立即站起来说：“报告校长，我没有学过俄语，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校长讽刺的说：“天下还有你不知道的？这句话叫为人民服务，你们过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蒋介石服务，你们今后要转变立场，脱胎换骨，为人民服务，要老老实实，虚心向劳动人民学习。”从此，我端正了学习态度，凡是自己不懂的，自己找教材找答案，不向任何人提出问题，以免找来麻烦。在班里开讨论会时，我还检讨了自己学习态度不端正，好吹毛求疵、咬文嚼字、钻牛角，不是带着问题学，从解决思想实际入手，而是好高骛远，空谈理论。

   当时我想知道的问题有如下一些：

   1、共产党是怎样从外国来的，什么是洋八路，什么是土八路，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他是怎样走上领导岗位的？

   2、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想承、完全一致的吗？还是各有特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为什么中国不用中华苏维埃的国名？

   4、什么叫洋八路？什么叫土八路？谁领导谁？

   5、红军长征经过云南的时候，提出来的口号是拖死中央军，吓死川军，血战滇军。为什么要血战滇军？是滇军最反动吗？表现在什么地方？

   6、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它与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

   7、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植工农为什么行不通？

   8、重庆谈判是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还是权宜之计？

   9、国共能合作吗？还是必须你死我活拚到底？

   我脑子里的许多问题在军大九个月的学习中并没得到系统的解决，但也有收获：知道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我的家庭是剥削阶级，是革命对象，我是剥削阶级的后代，是“将门之子”，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彻底脱胎换骨，背叛原阶级，下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有出路，否则将被新社会所拋弃，死路一条。

   学校举行了毕业典礼，每人发一册毕业证书，上面印着第九期预科字样，会后宣布毕业分配，我们中的大部分配到民主同盟军三个支队，参加战斗，少部分分配到地方工作，我一人留校，分配到军教科任教育干事。科长章敬之要我负责整理四大技术的讲义，在军事教员上课时，随教员作动作示范。四大技术是射击、投弹、刺杀和爆破。首先教员要我在操场上向学员作美式刺杀动作，并要我讲解美式刺杀动作的特点，后来又做苏式刺杀动作和日式刺杀动作。学员在讨论时提出这三种刺杀动作如何应用，我说首先要根据我们所使用的步枪种类来确定采取那种刺杀动作，例如，如果使用的是日式38口径步枪，我们必须学习日式刺杀动作，这种枪枪身长，刺刀也长，必须有靶，才能找到刺刀的位置，我们没有防护具，不能进行对刺训练，所以首先要把靶设计好，对着靶练习，学校里没有靶，只有苏式的教练球，在一根长杆上绑上一个布制的棉球，由教员手执长杆，学员对球刺杀，这种办法脱离实际，刺刀找不到目标，练不出结果，经过多次试验，我设计出了用小捆稻草绑扎成的刺杀目标，捆梆在目标架上，可以随人身的高矮调制高低，经过实验，学员普遍反映良好，经军教科长批准，我写成短文，发表在校办的学习报上，受到了学校表扬，各部队纷纷来找制作方法，好回去在练兵中使用，这算是我担任干事所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教爆破。教员看了我写的讲义讲完课后必须要做示范动作，要针对目标进行实战演练，地点是齐齐哈尔东大营的旧营房，由我决定爆破目标，用各种不同的装药法，对同样目标进行爆破，最后察看效果，从而了解如何决定装药量和装药方法，以达到预期效果。这种直观教学法，不需要消耗大量的爆破器材和毁坏更多的建筑，即可培养出爆破手。四大技术的教学，使我从教员讲课，我做示范动作发展到我自己独立讲课，边讲边作示范动作。在评教评学中，军大对我的教学效果表示满意。虽然我是一名干事，实际已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教员了。学校从北安迁到齐齐哈尔后，军教科扩大为训练部，从第十期开始正式招收前方部队中选拔出来的英雄功臣，培养新一代军事干部。训练部长路霞同志交给我的任务是编写军事教材，为了方便工作，分配了一大间房子给我单人居住，学校的宿舍烧的是火墙，有专职的通讯员为我昼夜不停的加煤，在东北零下30度多度的严寒里，室内温度达20多度，我在桌上养了一盆花还照常开放。我和训练部的教员（延安来的）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吃中灶，我吃大灶。上课的时候，学员都称我为教员，训练部统一管理教员，授课时以团为单位，我分在第三团，团长对我很客气，在全团上大课时，他常来听课，他们喜欢了解美式刺杀的基本动作，我讲课时，把美式刺杀使用枪托打击人头部的运用加了进去，受到学员的欢迎。

   不久，路霞部长要我在一周内写出60炮的讲义，因为手里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材料，只好把60炮抬到办公室来，先从各部名称及功用开始写起，然后写操场动作，架炮、瞄准、射击、收炮，然后是野外动作，阵地选择、步枪配合等。60炮是当年新装备连队的武器，杀伤力强，对隐蔽目标的摧毁效果更好，缺点是弹药补充困难，消耗大，讲义写完后，得到了路部长的表扬，随后又命我整理战术讲义。当年林彪的战术思想是众人皆知的，但写成文字的材料不多见，例如“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怎么解释？用在何处？这个讲义就难写了，特别是要举例说明这就困难了。路霞部长向我提出的要求是：一看就懂，学完就能用，紧密接合实际，避免空谈理论。我手头没有收集到实际战例，只是报纸上摘录下来的新闻战报，都是些片断的战斗故事。我通过对学员所经历战斗认识的了解，发现他们多数上升不到理论高度，例如什么叫“一点两面”，谁也说不清楚。为了达到路部长的要求，我经反复考虑，便结合1946年5月25日鞍海战役，讲民主联军集中优势兵力解放鞍山，就是“一点两面”战术的具体运用，大家听后很高兴。在讨论时，有的说一点就是主攻，两面就是助攻，兵力分配上必须有主有次，不能平分兵力，路霞听了很高兴，他说：“讲战术必须理论结合实际，这是军大的办学方针。”我写了四份战术讲义，路霞部长均表示满意。在三团任教，我讲完四大技术课又讲战术课，学员对我讲课评价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废话少。我一进课堂，学员的表情很友善，表现出求知的渴望，我思想上受到了鼓舞，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有用之人，还可以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备好课，讲好课，让大家满意。我1946年冬天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9个月后预科修业期满，毕业留校，在军教科当教育干事，实际是当军事教员，凡是我讲的课都刻印成了讲义，学员人手一册，1948年终总结，我评上了三等功（小功）。学校教育长曾国华，训练部长路霞、副部长徐行，科长章敬之，军事教员王文成等领导都在我日记本上提词鼓励，希望我早日成为共产党员。从1947年10月14日到1949年3月12日，我在军大整整工作了十七个月。

   十、 南下作战

   1948年4月18日，国民党军第60军在军长曾泽生的带领下，于吉林省长春市举行反内战起义，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将起义的国民党军第60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949年1月29日，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周保中将军亲自赴吉林九台50军驻地宣布命令。

   1949年2月，东北军区任命徐文烈为50军政治委员，王文乾为军政治部主任。为加强50军组织建设，东北军区从由原国民党184师组建的民主同盟军第一军三个支队中，抽调一批经过改造、教育和实战锻炼并已成为中共党员的骨干，充实到50军各基层支部，我也被徐文烈政委从东北军政大学调入50军，任军作战处作战参谋。此时，全军开展了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整训，经过70天的政治整训，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脱胎换骨，彻底改变了旧军队的习气，整个部队面貌换然一新。6月，50军奉命进军中原，加入解放军战斗序列。军党委决定6月15日开始，部队乘车入关南下，到河南商丘地区集结。为保证部队乘运专列，军政委徐文烈命我为军代表，到长春铁路局，办理全军车运事宜。

   因为从来没有组织过列车行军，所以我一时不知道列车行军计划该如何制定。曾泽生军长看出我面有难色，对我说：“大部队的列车行军，事先必须有周密的计划。例如：计算出所需的列车数、每列车的车廂数、确定好上车地点、中途经过的主要车站和下车地点，然后按部队行军序列，编制出每一列车的行车时间表，命令各部队遵照执行。同时要求铁路指令沿途各站，严格按行车时间表运行，不得有误。”听后，我的思路豁然开朗，随后到长春铁路局，与之商议部队车运事宜。经过一周的计划确定部队车运路线为自九台经沈阳、山海关、天津、德州、济南、徐州至商丘，全程一千八百余公里。共需火车三十列，并制订出各列车的运行时间表，自6月14日开始至30日全部车运完毕。徐政委见到车运计划后，非常满意，与军长研究后命参谋处立即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根据铁路局的要求，军后勤部应提前到停车站准备部队的吃饭、饮水和厕所设置等问题。部队到达河南商丘后，结合建党二十八周年，开展拥党活动，公开发展新党员。我于8月5日光荣入党，提升为副营级作战参谋。

   1949年7月，徐文烈政委要我制订一个月的军训计划。我请示军长，训练计划如何制订，军长说：“新参军的翻身农民应以单兵动作为主，结合班教练，技术上主要是射击和投弹。”我结合在东北军政大学3年的教学实践，将班的战术教练引入训练计划，即“三、三制战术”。强调三人一个战斗小组，设组长一人，在战斗中听从班长指挥。在四大技术方面主要开展射击和投弹两大技术，因为新补充的翻身农民从来没有放过枪。徐政委看了军训计划，很满意，他说贯彻了林总的战术思想。 

   军训从7月初开始，到8月初结束。

   8月初，50军奉命南下，在商丘地区召开誓师大会。8月下旬，全军徒步行军月余，到达湖北当阳地区待命。在河南境内行军时，由于多食面条和香油，很多战士胃肠不适，腹泻情况普遍，掉队人员增多，影响了行军速度。军长得知情况后，立即与政委商量在连队中加强饮食卫生管理和人员卫生教育，并与军后勤部研究，在给养补充方面今后应考虑以食米为主，以适应战士的生活习惯。

   河南驻军期间，还遇到很多与东北老百姓不同的风俗习惯。例如：厕所不能挖坑。当地人认为“挖坑会断了龙气”。所有部队使用的厕所，都不能挖坑，而是用四块砖两两相叠，高于地面，人蹲在砖上大便，便后立即将大便用土盖上。然后老百姓再来铲了，和成粪饼，贴在墙上，风干后，拿下来粉碎成面，装袋拿到市场上出售。这种肥肥效高，使用方便，因此这种厕所很受当地老百姓欢迎；夏天夜晚，河南人喜欢露宿街头，大街小巷睡得满地都是人。部队也因夜间酷热，多借用住户门板露营街头，到住户家借门板，要先敲敲门，如果里面有女人回答“俺家没人”时，就不能入内，否则视为违反群众纪律。军长得知这些情况后，指示说：“部队行军宿营时，必须做到入境问俗，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这样才能受到群众欢迎。”徐政委也指示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件件做到才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我说部队有的同志电话问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没有入境问俗这一条，怎么向他们解释？”军长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每个指挥员都要根据民情，做出正确的判断，告知下级，那些事不能办，要怎样办，这是兵家所必具的素质。古代德国大军事家毛奇说过：‘战争就是各种常识在战场上的应用’，就是这个道理。”军长和政委的这番话，使我想起了岳飞的一句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1949年10月9日，50军奉命进军鄂西，配合友军消灭湘鄂边区国民党军宋希廉部。10月28日，由宜昌渡过长江；11月3日，149师击溃敌第2军164师，占领野三关，6日，148师将敌截于建始县毛龙河，激战一昼夜，歼敌124军223师400余人；13日，148师追击西逃之敌越过恩施，到达宣恩、咸丰之间晓关南北地区，切断了盘踞在五峰、长阳、鹤峰山区残敌逃路，堵击了横越公路之敌，歼敌124军60师一部，俘敌1600余人；14日，军长指挥我军主力两个师改变西进方向，并肩向东攻击，堵击向西突围之敌，歼敌15军169师一部，俘敌官兵600余人；15、16两日，在卧犀坪，大小高罗地区歼敌79军一部，俘代军长肖炳寅、高参宋杰以下官兵800多人；17日，在十字路歼敌79军199师大部，俘敌团以下官兵700余人。敌西逃无望，又向东回窜，在大高罗沙道沟及鹤峰城郊，被我全歼，俘敌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兵3000余人。至此，从11月3日至22日，我主力先后歼敌124军223师668团、79军98师和199师、15军169师、124军60师等部，共俘敌79军代军长肖炳寅以下6000余人。与此同时，我150师，由秭归渡过长江，迂回巴东敌人侧背，防敌西窜，并保证军主力安全，11月14日，该师强攻卡门、石板项山隘，解放利川，歼湖北保安师一部。15日继续向西追击，在鱼口全歼敌79军军部残余及194师一部，击溃敌41军124师及125师残部，攻占了西界坨，切断了敌长江水上运输 线。至此，盘踞在湘鄂川边区的敌军被全部歼灭，鄂西战役胜利结束。这是50军建军后的第一次作战，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军指战员不怕吃苦，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坚决执行命令，遵守政策纪律，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曾泽生军长从战斗一开始，夜以继日的了解敌情，要所属部队查明敌军番号，查清敌人动向，及时上报。为怕联络中断，派出军司令部前进指挥所，配备电台、参谋人员，随主力部队跟进，每天都要听取战报，了解敌动态，以便分析判断敌情，及时正确部署，掌握战机。鉴于50军在鄂西战役中的出色表现，第四野战军首长两次通令“50军此次参加鄂西战役的作战，坚决执行命令，不怕疲劳，翻大山、走小路，忍受缺粮及宿营困难，勇猛迅速连续追歼逃敌，并俘获7000人之众，与友军团结友爱精神甚好，特别是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了良好的影响，首战立功，殊堪嘉慰，特予通报表扬。”初战胜利又受上级表扬，全军士气倍受鼓舞，这对50军的成长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949年10月中旬，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国民党政府逃往重庆，蒋介石凭借白崇禧、胡宗南、张群残部约60余万兵力，在西南山区负隅顽抗。党中央制定“西南战役计划“，50军奉命入川，归第二野战军指挥，配合第一、第二野战军作战。11月28日，全军分三路西进，一路由大吉场出发经丰都北渡长江，在攻击前进中先后解放大竹，攻取渠县，攻克营山，歼灭伪四川省保安纵队、第9、10两个中队、垫江自卫队、重庆卫戍总部反共保民警备队第二中队、湖北省独立旅第六团、营山保安队及铁血部队等，收编了国民党国防部川东挺进军范绍增部；另一路由咸丰出发，经黔江、彭水、涪陵、长寿、邻水、广安、岳池至南充地区；第三路经涪陵渡江，解放了垫江、周口、蓬安，歼敌川陕鄂绥署辎重营。全军在追歼残敌中，攀峭壁，涉泥泞，忍饥渴，经二十三天的艰苦战斗，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按时进抵遂宁、射洪一线，完成了阻敌南逃之任务。12月25日，全军奉命西追，参加成都战役，配合第一、二野战军主力，围歼窜踞成都之敌。各师从集结地出发，以连续28小时行程300余华里的急行军于27日进抵成都外围简阳、淮州一线，拒敌东逃，参加战役合围。溃聚在成都的蒋介石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及其它部队共40余万人，在我解放军强大兵团的严密包围下，除起义者外，全部放下武器，27日成都宣告解放。12月29日，全军回师遂宁、射洪地区，途中在金堂以东上新桥、园党寺、福兴场、蒿石山等地，与南逃之敌残部遭遇，歼敌川陕甘边区第一路指挥部特务团、第76军20师及80师各一部、第17军残部及40军60师(国防部警卫团)全部，收降敌国防部交警总队，共俘敌6000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辎重。

   实践证明，这支起义部队，经过了党的彻底改造和战斗锻炼，已经建成了一支人民军队，在解放全国大陆的战斗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十一、回师湖北

1950年2月，50军复归第四野战军建制。全军先后从驻地出发，经重庆、涪陵、忠果等地顺长江东下，于月底抵达沙市、钟祥、后港、荆门地区，参加修筑钟祥至旧口地区40公里地段上堤坝，同时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开垦水田17000余亩、旱田13000余亩、种菜500余亩、饲养禽畜5000余头，并组织进行伐木、捕鱼、采藕、烧炭等副业生产。军长和政委经常深入连队，看望在筑堤和生产劳动的官兵，查看连队的伙食情况。当得知驻地蚊虫太多，有的战士患了疟疾时，军长指示军卫生部要立即了解掌握疫情，备好抗疟药品，分送连队，并在官兵中普遍进行抗疟防病教育。但由于基层对工区疫情重视、了解不够，致使部队疟疾发病率高达75%，严重地影响了战士健康。

   在修筑江堤中，军长提出聘请水利专家给干部上课，讲述历史上各朝代治水情况，我国的治水方针和筑堤的具体要求，如怎么打夯等技术，深受广大干部的欢迎，从而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筑堤任务。筑堤期间，军长还虚心向从中南行政区请来指导筑堤的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时已七十高龄的陈祖德老先生请教怎样治水方可以预防水患，陈老先生风趣的回答“最好的办法是：水愿往那里流，就让他往那里流。”大家听了都愕然!专家接着说：“古代大禹治水讲求疏导，要让他三尺，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我们想要改变一条河道，让河按人的意志流向那里，对大江大河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黄河的河道，你能把它固定吗？除非你用钢筋水泥浇铸成一条河道，但是两年后河道淤积了，怎么办？再浇铸一条吗？不行!所以就得让它自选河道出海，然后去开发淤积地，那里土地肥沃，适于种植多种植物，而人的居住地呢？选择不受洪水泛滥影响的较高位置，最为理想。现在是人的居住地没法变，只好是筑堤防水了，这是治标，不是治本，从长远看应当是标本兼治。人与自然共处，天人合一。”老专家的一席话，至今半个多世纪了，记忆犹新，但还是一知半解。

   在沙市参加筑堤生产期间，军长除了每天看书学习外，还喜欢打网球。我每天陪他打一小时，他技术熟练，球发的好，一般我都接不过去，我一发球就被军长抽杀过来，一打就输。舒参谋长喜欢打猎，每天晚饭后我都要陪他出去打猎，天天都能打下几只水鸭子之类的鸟儿，参谋长也很高兴。

   从四川回师的过程中，军首长和司令部乘坐民铎轮东下，民鐸轮是当时川江中最好的一艘客轮，船上还有从重庆回北京的作家老舍一家和象棋国手杨官麟等知名人士，我们担负着当时重庆军管会交给的护送任务，具体由我负责照顾他们。在船上饭厅里，大家围着看国手与大家对奕，舒参谋长喜欢象棋，他与国手对一局输了；秘书孙公达也向他请教一局，也输了；后来军长也来观奕，他没有下。我在一旁看了国手的棋艺，他的马特别厉害，一旦两马过河，势不可当，对奕者必输无疑。后来我上桌请他指教，他让我先走，我开局就走炮把他的两个马打掉了，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心里明白，这是犯规了。由于好胜心切，我还硬着头皮与他对子，他看我以对子为目的，也没有什么招势，就胡乱的走起来让我平了。军长看了很不满意，没说什么走了，参谋长说我走赖棋，我还沾沾自喜，认为耍了小聪明。后来到了沙市，在一次闲谈中说起此事，军长说那有这种下法，下棋有棋品，不能胡来。

   十二、朝鲜战争及首次入朝作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28日占领了汉城，至8月初，攻占了90%的南朝鲜。9月15日，美军在38线以南仁川登陆，把北朝鲜军队截为两半。10月19日，中国军队进入朝鲜，25日与南朝鲜军队不宣而战， 40军118师打响了中国军队抗美援朝的第一枪，第一次战役开始，参加第一次战役的还有38军112师，这是一场遭遇战。

   50军是做为第一批入朝部队第二梯队入朝的。10月25日，50军奉令入朝作战。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何运洪。部队代号：梁山部。军司令部于11月11日渡过鸭绿江。

   10月26日，148师渡过鸭绿江后，急向楚山前进与友军合歼窜至楚山、古场洞之敌。10月27日，149师渡过鸭绿江后，向朔州方向堵击敌人。29日，窜进古场洞之敌大部被我40军歼灭，148师到达后，立即搜剿残敌，清扫战场。31日，149师向大馆洞方向堵截进犯之敌。11月3日，进犯我楚山、云山之敌遭我志愿军主力重创之后，全线撤退。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我军奉命在铁山车辇馆、宣川、大馆洞、枇岘地区集结，并担任这一地区海防任务。

   美伪军被迫退到清川江以南之后，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发动规模更大的“最后攻势”,妄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从11月6日开始，西线敌人进行试探性进攻，至21日，已进至其“攻击开始线”。11月20日，志愿军首长命令我军从现驻地出发进至定州东北地区隐蔽集结，参加第二次战役。军长令148师、149师和450团进至定州东北五龙洞、安心洞附近集结，150师(欠450团)进至枇岘、归邑附近地区集结。

   11月25日，西线各路敌军已被诱至我预定战场，26日，志愿军首长决定发起战役反击，我军奉命配合友军歼灭当面之敌。军命令148师(欠443团)切断泰川、博川公路，阻敌西援；命第149师及450团向窜踞定州、纳清亭之敌美24师的1个团进攻，定州之敌仓惶东逃。由于我围歼兵力不够集中，遭敌阻击等原因，部队连续三夜行军扑空。29日，50军奉命向博川东南穿插，直取安州，配合主力歼灭清川江北岸之敌。为追歼逃敌，军即令149师经岭美洞向孟中洞穿插；第148师于博川南湖洞渡清川江，直取安州。30日拂晓前，两师都进至大宁江西岸，因通往博川及南湖洞桥梁被敌破坏，未能按时渡江，致使敌南逃。12月3日，敌军东西两线遭我志愿军沉重打击。被迫向“三八线”总退却。我军进至安州、博川以西地区。16日，西线敌军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南。23日，我志愿军逼进“三八线”，进至金川、朔宁、涟川、铁原、华川地区，二次战役胜利结束。

   50军1950年3月开始在湖北参加生产建设，9月下旬奉命开赴东北接受新任务，10月26日奔向朝鲜战场，参加第一次战役。半年的生产建设，没有进行军事训练，仓促出国作战。在异国他乡，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环境恶劣，供应缺乏，生活艰苦，面对拥有全面制空权和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发扬了革命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奋勇进击，以劣势装备，顶住了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起到了钳制敌人及配合友军作战的作用。

   在第一、第二次战役作战指挥中，也暴露出军司令部工作的不足。首先是参谋人员工作忙乱，不知如何主动的找工作干，几乎都是坐等参谋长的指示，而参谋长又常常等待志愿军司令部的指示，每天频繁的收发电报。

   我从渡过鸭绿江就负责军司令部的行军和宿营，昼伏夜出，白天反复的查看地图，确定夜间行军路线。由于我们使用的五万分一地形图是日伪时代出版的翻版图，地貌地物都有不少变动。因当时朝鲜已停止使用汉字，每到一地无法从门牌上找到汉字标识的地名，确定宿营地时就容易出现差错，必须请翻译事先了解当地情况，才能准确无误。为此，我请示军长，怎样才能把司令部的行军和宿营安排好，军长说：“我们现在是昼伏夜出，夜间行军，白天宿营，夜行军因为地形不熟悉，道路交通只能靠地图上所标示的选择，往往容易出错。车辆的行进路线，应以大道为主。徒步行进的人员，应编成小分队，臂部緾上白毛巾，行进时便于联络，行军路线应离开大道，以免与车辆争路。宿营地点应分散在小村落中，便于白天休息和隐蔽，到达预定宿营地后，首先把电台和机要人员的住地安排好，立即架上电台作好收发电报准备，其次是把军首长住地安排好。你事先要亲自观查住地周围情况，与警卫连共同研究住地警戒，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在提到参谋人员休息方法时，军长特别指出：“你们白天要工作不能和大家一起休息，要学会睡短觉，一有机会，不管依靠在什么地方，那怕是枕在砖头上，马上就熟睡，有事立即起来办，办完找时间再睡，一次睡一两小时即可，一天睡两三次就够了。”听了军长具体指示后，我的工作信心倍增，每天到达宿营地后，便立即与翻译在一起，了解当地情况，制定当夜行军计划，然后和衣而睡，倒在炕上，不到五分钟，就进入梦乡。夜间行军时，我与翻译走在部队最前头，每见一村庄都要打开地图用手电照着，对准指北针，查看路线是否正确。就这样，我顺利地完成新义州至清川江间的行军和宿营任务，军长和政委、参谋长对这一段司令部工作表示满意，并鼓励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美李军溃退至“三八线”以南后，在横贯朝鲜半岛的250多公里正面和60多公里的纵深组成两道防线。第一道叫A线，西起临津江口，东经汶山沿“三八线”到东海岸的襄阳；第二道叫B线，它西起高阳，东经议政府、加平、自隐里到东海岸的冬德里。敌人部署的特点，第一线是李伪军，第二线是美、英军，其大部集结在汉城周围和汉江南北地区的交通线上。摆出了一副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随时准备撤退的架子。第一线的李伪军共13个师、一个旅、两个团约20万人。彭总与金日成首相商定，集中九个军(军团)实施进攻，粉碎敌“三八线”防御阵地。

   为保证战役的突然性，根据西方国家对阳历年比较重视的特点，定于1950年除夕之夜发起全线进攻。兵力部署：分左右两个纵队，共9个军(军团)、7个炮兵团组成。右纵队以志愿军第38军、39军、40军、50军加炮兵6个团组成，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首先歼灭伪第6师，再歼伪1师，尔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人民军1军团主力向汶山方面实施佯攻，配合志愿军右纵队歼灭伪1师，另以一部在安州地区警戒海上敌人，保障我右翼安全。

 　 左纵队以志愿军第42、66军及炮兵44团组成，由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指挥，首先歼灭李伪军第2师两个团，尔后切断汉城、春川间交通。另以一个师抓住李伪军第5师，策应左翼人民军第2、第5军团南进。

12月31日黄昏，是右纵队总攻开始时间。第38、39军于16时40分开始炮火袭击，17时步兵开始攻击；第40军于20时开始攻击，我军奉命于午夜前，由茅石洞至高浪浦里6公里地段上突破临津江，尔后协同友军向皆木洞方向突击，歼灭伪1师和出援之敌。军长命我持手令于下午4时到达149师司令部，亲交金振钟师长，令该师于31日前在高浪浦里以东至九野里之间强渡临津江，向伪1师江防部队进攻。金师长接到手令后，对我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命副师长率446团首先突破敌江防，占领阵地后，再向纵深发展。”我说：“等部队突破敌江防后，我再回军部。”金师长命我在师指挥所待命。

   临津江位于汉城以北150里处，是汉江支流，河宽百余米，两岸蜿蜒着起伏的高山，它穿过“三八线”，缓缓折向西南，中游一段，又横泻在“三八线”上，而这段江面，正是我右纵队的突破点。晚八时，一串耀眼的信号弹飞向敌阵地上空，我炮兵向敌阵地射击了。一阵阵轰响，撕破了大战前夜晚死一般的寂静，爆炸声使敌阵地陷入了混乱之中，我446团2营，在副团长指挥下，担任正面突击，在炮兵与密集的重机枪掩护下经7分钟战斗，便突破敌伪1师江防，强渡临津江成功，毙敌30余名，俘敌1名。强占了敌阵地，我后续部队立即向纵深发展。我于午夜12时，回到军司令部，向军长报告了部队已突破临津江，正向纵深发展，军长一夜没睡，听到了胜利消息，高兴地开始休息了。

   1月2日，美伪军第一线阵地遭我全面突破，开始向汉城方向总退却，我军奉命实施战役追击。

   1月3日凌晨5时，149师沿高阳至汉城方向追击逃敌，第446团1营配属师侦察连先于高阳以北之碧碲里，击溃美25师、35团掩护部队一个营，再于仙遊里堵击由议政府取道高阳向汉城逃窜之英29旅、皇家来福枪57团掩护分队，经激战攻占195.3高地，毙敌10余人，俘敌37人,切断了英军的退路。

随后，敌来复枪57团两个连约300余人，在飞机、炮兵、坦克火力支援下，向195.3高地反击，446团1营截住敌人激战终日，扼住了高阳，切断了议政府敌机械化部队撤退道路的咽喉。

   当夜，第445团1营攻击前进到汉城北约40华里的佛弥地、三下里地区时，发现敌坦克纵队从公路向汉城南逃，遂分路展开，将敌坦克行军纵队切成数段。此时，步兵第446团2营，也插到佛弥地，占领了有利地形，截断敌退路。两个营在南至梧琴里以东高地，北至佛弥地、三下里近两平方公里地区内，对敌坦克行军纵队，实行前堵、后截，并拦腰攻击。敌先头指挥坦克被打坏后，退路被堵塞，公路上的坦克顿时队形混乱，向两侧山坡乱窜，妄图夺路南逃。此时，各连组织的反坦克小组，采取多路突击，以集束手榴弹、炸药包、爆破筒等武器，对敌坦克进行爆破，经3小时战斗，全歼英29旅皇家来福枪第57团一部及英第8坦克团直属中队(英皇家重坦克营)，炸毁坦克27辆、汽车3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榴弹炮2门，毙伤敌200余人，俘敌英军少校营长以下美英军227人。

   军长接到149师金师长报告后，立即派我于4日黎明前赶赴战场，了解战地情况，搜集地图，弄清敌番号及坦克型号，随同前往的有军政治部摄影记者姜峰。我和姜峰 同志带着一名朝鲜翻译和两名连队战士，翻山越岭于天明前到达战场。只见公路两旁的山上，横七坚八躺着小型坦克，有的前后灯还亮着，公路上是重型坦克和装甲车、汽车，遍地是破睡眠袋(木棉做的)。我们4人各上一辆坦克找文件、地图和有关能识别敌番号的物品。我在佛弥地公路山垭口一辆斜卧在沟里的指挥坦克中，发现几张尼龙丝织地图，我高兴极了!随后我登上停在公路上的另一辆重型喷火坦克，只见坦克内有两具尸体，我从敌尸体手腕上取下两块黑色带有指北针的坦克表。离开这辆坦克，我突然发现在另一辆重型坦克上，有我们的一名战士卧在坦克上，我急忙过去一看，只见这名战士右手伸入展望孔内，手掌已炸断，坦克内敌人都已炸死。我分析当时情况是战士爬上敌坦克，将手雷从展望孔投入坦克时，与敌同归于尽。如此英勇的形象，真是感人万分。我立即爬上坦克，在他衣袋里寻找有关他姓名的材料，结果一无所获。我赶紧上山呼唤姜峰同志快来为他拍照，姜峰老远听见我的叫声，从一辆坦克中爬出来向我走来，就在此时，敌机突然临空，我们不得不赶快离开坦克，上山隐蔽。敌机低空向坦克投凝固汽油弹，刹时间，火光冲天，一会儿，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和汽车都被烧毁，重坦克上的大炮筒也烧弯了耷拉在坦克上，战场变成了一片焦土。时至今日，几十年过去了，那位卧在坦克上士兵的形象仍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犹感到遗憾的没有摄下那位反坦克战士的英雄形象。在朝鲜战场上，50军有多少这样的为国捐躯的好战士，在这些英勇的战士中，很多都是憨实忠厚的云南籍士兵。他们用对党、对祖国的忠诚，凭着简陋的武器，用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伟大的战士，光荣的士兵。

   回到军里，我向军长、政委汇报了战地情况，所炸毁的坦克为重60吨的英国白人队长式喷火坦克，装有105毫米榴弹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出示了缴获的尼龙丝织地图，坦克手表，当讲到战士爬上坦克，将手榴弹从展望孔投入敌坦克内，并与敌人同归于尽时，政委插话说：“政治部为什么不派人前往？”我说姜峰同志去了，若敌机晚来十分钟，我们就把像照回来了。

   148师和150师，由茅石洞、石浦渡过临津江后，向汉城进攻。第148师442团在延嬉里与美25师掩护部队一个营遭遇。激战1小时，毙伤敌50余人，俘美军1人、伪军2人，缴获武器一部。残敌溃逃，同时第149师也赶到地，一起进占汉城。军长派我率警卫连一个班，立即进入汉城，直抵美军司令瓦克办公室，清查有关文件。我带着翻译离开司令部，向汉城急进，于5日凌晨进入汉城市区。此时先头部队已陆续渡过汉江，汉城内一片寂静。我们找到瓦克的司令部，只见门窗大开，满地纸片，窗帘和沙发上都抹了不少大便。我和翻译分别查看了几间办公室，打开了所有的办公桌，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件，看来敌人在撤退时，早已全部带走。后来我们又到南山下李承晚公馆去查看，所有卧室全部翻了，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文件。当晚我们决定在南山宿营。南山上有挖好的防空洞，人民军已先进驻了几条。我们选了一条有二十来米长的防空洞，大家集中在一起休息，门口放一哨兵，由警卫班轮流担任，每人一小时。安排好后，大家才想起还没有吃晚饭，翻译在附近一家日光酒厂弄了点了水酒，又搞了一点猪肉，我们就在李承晚公馆的铁炉子上将肉烤了，解决了晚餐。

   1月5日晚8时，金日成发布命令，在平壤与汉城两地以240门大炮，鸣放24响，庆祝汉城解放。军司令部1月6日，随前进部队渡过汉江后，决定当晚在奉恩寺宿营。

奉恩寺是汉城有名的寺庙，里面住着数百僧人，我和翻译逐屋查看了寺庙情况，安排好了军首长住处，布置了警卫部队的配置，翻译说：“为了搞好与寺庙僧人的关系，应当去见见住持，说明我们对庙宇财产的尊重和对僧人的保护，要他们放心，不要害怕。我们进了禅堂，僧人都非常恐惧，长老见到我们，双手合十，用韩语称我们为“大国之人，孔孟之道。”我向长老讲了我们暂借住一宿，需要在寺内做饭、休息，保证不损坏寺内所有设施，不违犯寺规，不进入禅堂和僧侣宿舍。请他们不要害怕，照常诵经、做法事。长老听了很高兴，态度有了转变，请我们到客室休息。我们脱鞋进入客室，只见四壁悬挂的都是中国书法、唐诗、宋词名句，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还有一幅没写完的苏东坡名句“客亦知夫水与月乎”。我被禅堂所显现出的浓厚的祖国文化气氛所叹服。翻译这时对我说：“你也给他们写一幅书法相赠不好吗？他们最喜欢。我答应了朝鲜翻译，提笔写了“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二十个行书字，落款为奉恩寺长老指正，辛卯冬书，相赠长老。长老十分高兴，双手合实说：“哟罗西，哟罗西，大国之人，孔孟之道!”此时我与长老已成为了朋友。长老主动给我们粮食和菜，我们十分感谢。当天下午，敌侦察机飞临寺庙上空，低空盘旋侦察，我们决定当晚出发，向光明里进发。

   1月7日，我军进占水原、金良场里，志愿军已全部将敌驱至三十七度线以北地区；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

   敌败退至“三七线”附近地区后，为挽救败局，夺回汉城，将我军压回“三八线”以北，积极调整部署，准备卷土重来。

   根据志愿军首长部署，50军在西线与友军组织防御。1月7日，50军奉命于野牧里至庆安川以西地区展开依托修里山、光教山、文衡山等要点，构成第一线防御阵地；依托博达里、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线防御阵地，坚决抗击由水原沿铁路两侧向汉城方向进攻之敌，控制和巩固汉江以南滩头阵地。

   50军防御阵地正面约40公里，是敌进攻的主要方向和重点，也是敌进攻兵力的主要集团。军部命令148师在修理山、帽落山、内飞山地域组织防御；149师在白云山、光教山、文衡山、国主峰地域组织防御；150师在鹤心、金良场里、阳智里保障地带组织防御。并以442团及各师之侦察连进至七宝山、友安场间进行活动，在乌山、水原间与敌保持接触，查明情况。全军于1月10日部署完毕。

   1月25日，敌动用飞机200余架、坦克80余辆、各种炮近300门，掩护美3师、24师、25师和伪军一部，近6万人，全线向我军阵地发起大规模的猛烈进攻，主要方向为汉城，我军防御正面。

   1月25、26日，敌以一个团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支援下向150师防守的东鹤山、阳智里等阵地进攻，第448团1、2营、450团4、7连英勇狙击，激战终日，连续击退敌8-10次冲击，毙伤敌500余人。此时由于友军38军后撤， 未事先通知我军，致使150师金良场里、阳智里阵地突出暴露在防御阵地前，遭敌两面攻击，损失严重。当军长、副军长得知情况后，并未向上级报告，立即下决心要各师团加强结合部的兵力、火力配备，防止敌人从结合部入侵。由于150师此次作战在工事构筑上缺乏经验，多数散兵坑只挖了半个人深，战士只能蹲在坑里。在敌地毯式的轰击，每平方米平均落弹一至二枚的情况下，战士伤亡严重。军长和副军长立即下令各守备部队务必要抓紧时间挖好散兵坑和防炮洞，以便在敌炮火袭击时，隐蔽好身体和弹药武器，减少伤亡，待敌步兵接近我阵地前，各种火器再突然同时开火，以发挥我军擅长近战的优势。

　  1月27日，敌以数十架飞机、数十辆坦克和数十门大炮轰击下，掩护十倍于我的兵力，向我149师447团防守的白云山、兄弟峰、东远里的阵地发起进攻，该团浴血奋战，在阵地 前反复争夺五昼夜，击退敌人20余次冲锋，毙敌300余名。军长与副军长对447团兄弟峰五昼夜争夺战十分满意。1月31日夜，军长命我要通447团电话，军长与李团长直接讲话，鼓励他们打得好，要他们继续抢修工事，准备再战。李团长受到很大鼓舞，向军长表示“请领导放心，人在阵地在。”  

 　 2月1日拂晓，敌200余名在飞机20余架、榴弹炮30余门掩护下，向光教山447团4连阵地进攻，投下大量燃烧弹，将阵地烧焦，激战终日，于16时阵地被占领。团迅速命令5连连长穆家楣率5连向光教山实施反击，将阵地夺回，抢修工事，准备再战。同日，白云寺反击战中，八连干部全部伤亡，2营副营长戴汝吉率2营一个重机枪排赶到，夺回阵地。敌又以坦克10辆、榴弹炮20余门，猛轰我阵地，随即步兵向我发起集团冲锋，白云寺被占领。3营教 导员率7连冲过炮火、飞机封锁区，发起反击，7连指 导员率两个班，首先攻下制高点，以火力侧击来犯之敌，其余在教导员率领下，向敌猛烈反击，恢复了白云寺阵地。2月2日10时，敌300余名，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又向我发起攻击，坚守在各阵地上的5连各小分队据险抗击，苦战死守，先后击退敌多次冲锋，终因弹尽药竭，17时奉命撤向白云山，确保白云山防御。2月3日是敌攻击最猛烈的一天，上午10时，敌飞机20余架，炮80余门、坦克30余辆，掩护步兵500余名分三路向白云山攻击，防守光教山的八连击退敌十次冲锋，至下午14时，因伤亡过重，弹药耗尽，阵地失守；其余两路之敌，连续冲击多次均被我击退，共毙伤敌150余名，至16时退去。2月4日上午9时，敌以光教山为依托，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向447团白云山附近阵地连续七次冲锋，主阵地仍在我手中；2月5日，该团集中各连所剩兵力于白云山主阵地，准备与敌决一死战，敌整日以飞机、大炮，轰击我阵地，企图以火力杀伤，困死我于白云山上。当天晚上，军部下令白云山守军撤出战斗，向江北转移。白云山阻击战，我与敌激战11昼夜，共毙伤敌1400余人。

   自1月27日至2月3日， 美25师和3师各一部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先向我 我军帽落山一线的113.8高地展开攻击，战斗异常激烈，每平方米至少落弹一枚，激战6小时，击败敌11次冲锋，最后只剩战士王正昌一人，他孤胆拚杀，衣裤被敌弹洞穿，棉絮纷飞，身上多处负伤，仍顽强抗击敌人，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在123.8高地，机枪射手田文富，打退敌人数次冲锋，杀伤敌50余名。29日，敌主力约一个团兵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向我236.5高地攻击，9连顽强奋战，反复争夺，连续打退敌5次冲锋。我伤亡严重，阵地上仅剩2名战斗员和6名勤杂人员苦战至14时，直至弹药尽绝，人员大部伤亡，阵地失守。敌占领236.5高地后，又集中火力袭击帽落山主阵地，全团下决心与帽落山共存亡，他们集中全团所有力量，包括团机关勤杂人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战斗及运送弹药，黄昏后，又组织四连及警卫连一个排向236.5高地进行反击，夺回两个小高地，迫敌退至236.5高地主峰与我对峙。当夜蔡副军长命我要通443团指挥所电话，找朱光云团长讲话，副军长鼓励443团三天来打的很顽强，大战还在后头，要他们抢修工事，准备再战。朱团长简要汇报了当前战况，向首长保证，一定组织好全团力量，顽强抵抗，死守帽落山。30日敌以一个团兵力配属坦克20余辆向我帽落山主阵地全面进攻，师为加强帽落山阵地防御，由442团抽调一个加强连配属443团。2月2日上午8时，敌以一个团兵力，在飞机10余架、坦克20余辆配合下，向帽落山主阵地进攻，战斗十分激烈。至中午12时，敌又以一个营兵力向我8连阵地猛冲，8连奋勇阻击，团长朱光云亲自指挥迫击炮连，以300-500米的近距离射击，连续打垮敌人5次冲锋。敌在我阵地前沿敌遗尸累累，狼狈逃跑。朱团长首创50军战史上，团长亲自指挥迫击炮近距离射击的先例。曾军长得知情况后，立即命我要通团指挥所电话，与朱团长直接通话，表扬443团英勇顽强，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鼓励他们抢修工事，组织好战斗，再坚守一天，就完成任务。朱团长以响亮的声音回答曾军长：“请首长放心，人在阵地在。”2月3日，帽落山正面之敌又以一个团以上的兵力，在大量坦克、飞机配合下，再次向帽落山主阵地发起全面进攻，自上午9时起激战四小时，下午14时30分，敌又增加两个营兵力，分别向我左、右翼迂回，飞机使用大量黄磷弹，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三面向阵地猛攻，阵地上一片焦土，激战至17时30分，敌突入我8连阵地，双方混战在一起，我山顶守军一个排，突然向敌实施反冲锋，投弹70余枚，毙伤敌百余名，将敌击退。至夜22时，该团奉命除留8、9连坚守帽落山，其余部队向鹤岘洞转移。帽落山阻击战为时八昼夜，全团以步枪、手榴弹、十字镐与敌搏斗，杀敌1500余人，胜利完成坚守任务。

   在敌向我白云山、帽落山阵地发起进攻的同时，我148师444团防守的修理山阵地也在 英勇地阻击着美军的进攻。修理山位于汉江南岸军浦场西北，控制水原通往汉城的公路与铁路，东与帽落山毗邻，与白云山遥遥相望，是守卫汉城的大门。1月27日，美25师约一个营兵力，在坦克30余辆支援下，向龙虎洞444团阵地攻击，被我击退。28日，敌步兵一个营，坦克10辆，在炮火支援下，向速达里8连阵地攻击，敌反复冲击六、七次，均被我击退。29日敌以一个营兵力，在坦克10辆和炮火掩护下，向八连阵地猛攻，同时另一个营向七连阵地猛攻，八连英勇抗击，第一次冲锋被我击退，八连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光荣牺牲，第二次在飞机掩护下从三面向八连发更猛烈冲击，又将敌击退，杀伤敌百余人，在指导员负伤，排干部大部伤亡，弹药耗尽情况下，仍击退敌人第三次冲锋，当敌发起第四次冲击时，3连指导员带人送来了弹药，该连虽已伤亡近2/3， 但在连长指挥下，仍组织各种火器，又将敌击退。此时，连长负伤，全连手榴弹打光，15时敌从三面发起第五次冲锋，八连阵地失守，共毙伤敌200余名。八连自上午9时30分开火，战斗至15时，历时6小时。该团趁敌立足未稳，断然以5连两个排由东北向西南反冲锋，敌右翼遭我打击，退出阵地。18时，团又命该连将阵地重新占领。30日9时30分，敌以一个营佯攻7连阵地， 另一个营主攻速达二里二连阵地，在敌飞机、大炮轰击下，二连阵地一片火海，所有工事全部被毁，连长牺牲，指导员负伤，人员大部伤亡，战士们在失去指挥员的情况下，与敌苦战二小时，于12时20分阵地陷入敌手。3连即以一个排占领253.3高地，阻击敌前进，以一个排配合二营一个排，由北及东北向敌反击，激战一小时，歼敌30余人，将敌击退，重新收回了阵地。此时，向我七连266高地佯攻之敌，转为主攻，防守该高地之兵力仅一个加强排及一个班，与十倍于 己之敌展开殊死搏斗，激战五个半小时，至18时30分阵地被毁，指战员几乎全部伤亡，226高地南侧高地即告失守。当敌向我266高地冲击时，8连一个加强班及时占领了226高地制高点，以火力奇袭敌人，给敌以重大杀伤，将敌击退。另在凤岘西南高地之七连一个加强排及一个班，在副营长与连指导员的指挥下，抗击从三面攻击的优势敌人，经六小时激战，连续击退敌八次冲锋，毙敌250余人，阵地 岿然不动。2连抗击敌一个多营兵力的进攻，打退敌多次冲锋，连队大部同志伤亡。当敌300多人蜂拥而上时，机枪射手王英，子弹打光，就抱起炸药包，拉开信管，冲向敌群，与敌同归于尽。该团大量杀伤敌人，守住了阵地。

   2月2日7时30分，敌以四个营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分五路同时向修理山阵地攻击，我军与敌展开近距离激战，反复争夺，战斗至14时，敌一路约1500余人，由凤岘突入修理山主峰。当军长得知修理山峰已失，立即与副军长商量，电令该师务必于当夜夺回该阵地。并向朝鲜人民军一军团通报我军战况，请求予以火力支援。19时，444团组织部队，由东西两面向突入修理山之敌发起反击，于2月3日0时30分夺回该阵地。 这时，西海指命人民军一军团8师第一联队接替444团修理山阵地，因对阵地工事尚不熟悉，师令444团再守一天。3日晨敌千余人分三路向修理山进攻，各路均在飞机、坦克和榴弹炮火力支援下，向诸阵地实施轮番猛烈冲击，我部队奋起抗击，英勇战斗，从上午十时激战至下午16时，连续多次击退敌冲锋，毙伤敌400余人，阵地依然在我手中。4日2时，444团奉命将全部阵地移交人民军一军团8师，部队转移至二圣山、冠岳、内外飞山地域。 在修理山八天八夜的战斗中，共毙伤敌1800余人，俘敌3人；444团阵亡182人，其中干部25人；负伤240人，其中干部33人。

   志愿军首长通报表扬了我全军指战员(特别是148师)，并分别表扬了第443团、444团、447团，在敌飞机、大炮和坦克的猛烈轰击下，抗击敌优势兵力的进攻，顽强的守住了阵地，并大量杀伤进攻之敌。志愿军司令部根据148师防御作战情况和经验，向部队发出战术指示，及时指导汉江南岸的防御作战。

   50军转移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的第一场战斗是88.3高地的背水战。高地紧靠汉江南岸，雄距江南，俯瞰江北平原，像一颗钉子，钉在敌我阵地面前。高地的主峰屹立在汉江边，东西北三面坡度很陡，光秃秃没有树木，东西沿江一带是稻田地，地形开阔，南面地形起伏，坡度小，便于敌坦克活动。军部命令148师坚决守住这个滩头阵地，掩护军主力在北岸组织防御。148师命442团1营1连防守这三面临敌，一面背水的高地。连长刘水清、指导员陈文伦接受任务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备，经过两天工事构筑，完成了散兵坑和部分防炮洞。2月14日上午10时，敌机开始轰炸88.3高地，半小时后炮兵又开始射击，随后是坦克掩护步兵向正面冲击，激战至下午，阵地依然在我手中，敌见久攻不下，天色已晚，便拖着伤亡人员退了回去。

   第二天上午9时，敌十余架飞机对高地开展了地毯式轰炸，半小时后，炮弹又从各方面射向阵地，接着坦克冲了上来，连珠似的坦克炮炮射向我机枪火力点，掩护步兵向我阵地发起冲击。坚守在88.3阵地上的步兵1连，凭借着近战武器，用步枪、手榴弹抗击着敌人，不几分钟，敌人在阵地前倒下了十几人，又退下去了。

不久，敌人又组织了第三次冲击，坦克炮向着我火力点猛烈轰击，重机枪向散兵坑扫射，阵地上硝烟滚滚，土石飞扬，没有一寸平坦的土地，白雪变成了黑土。1连的战士们发扬了单兵作战的精神，待敌进入手榴弹的投掷距离时，一阵猛投，把敌人打了回去，一直苦战到下午，阵地仍在我手中。当天晚上军长在电话中表扬了148师442团血战88.3高地，掩护军主力在江北组织防御的战绩。连长刘水清率领一连血战36小时，击退 两倍于己的敌陆空联合多次攻击，阵地被毁，人员大部伤亡，阵地仍岿然不动。刘水清连长说：“那些战斗经验丰富的憨厚的云南老兵，让人永生难忘！”

   50军自1951年1月25日至3月15日，在汉江南北两岸50个昼夜的防御作战中（若从阳智里前哨战算起，整整是60个昼夜），面对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敌人，全军指战员依托临时构筑的简陋工事，在严寒季节，一把炒面一把雪，用机步枪、手榴弹、铁锹、十字稿、石块与敌人殊死拚搏，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视死如归的精神，用血肉之躯，战胜重重困难，以重大牺牲，抗击敌人的逐点进攻，每一阵地都是反复争夺，人在阵地在，直至弹药尽竭。共毙伤敌11000多名，俘敌61名，缴获各种枪械1800多支，汽车37辆，炮34门，牵引车10辆，装甲车3辆，坦克37辆和大量军用物资，击落击伤敌机15架，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钳制了敌主要进攻集团， 延滞了敌人进攻，保证了主力的休整、集结和物资弹药补充以及我军后续兵团的开进，为准备实施战略反击争取了时间。50军亦付出了重大伤亡，战斗减员6256名，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50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辉煌战绩，声名远播。国内媒体、著名记者、作家、画家、艺术家纷纷云集50军。这期间，光是《人民日报》发表反映50军作战的长篇通讯就有李庄、赵祺的《皇家重坦克营的覆灭》、林韦的《白云山十一昼夜》等多篇，词作家刘白羽、作曲家郑律成为坚守汉江前线英雄谱写的《歌唱白云山》，发表在1951年4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期发表的还有一首凌子风作词、郑律成谱曲的《汉江小调》。在一次战役中竟有多名名家为一个部队谱写歌曲，并广为流传，可见50军汉江50昼夜防御阻击战对我志愿军取得整个朝鲜战场主动权和最后胜利的重要性。

   十三、第一次负伤

   1951年3月15日，军奉命将防务移交人民军一军团，全军回国休整。我们前进指挥所共10人，乘一辆苏式嘎斯150载重汽车，从汉城出发向新义洲方向回国。司机张宝民，是云南籍老战士。车行至汉城北高阳附近，敌机沿公路侦察，投下大批照明弹，挂在空中，发现我大批辆急驶回国，投下不少炸弹，破坏公路。司机看见路上出现大批弹坑，在急刹车时，车身翻滚下了公路，所有的人都甩出了车箱，有4人受了重伤，我是腰伤，下肢失去了知觉，抬在公路的平地上，等待野战医院的人来救护。

   野战医院的担架队，由黑龙江省宁年县团委书记带队，全是翻身农民，特别热情，把我们抬上了担架，送到了战地收容所，分类转送回国。白天在中转站休息，夜间行军。担架队走的都是小道近道，由于经常迷失方向，一夜只能走三、四十里路，我心里十分着急，便在担架上教给他们怎样用天空的北极星来确定方向，以免在山上打圈子，找不到路。学会了北极星确定方位，担架队的同志都很高兴，他们见我夜间睡觉冷，找来了美军遗弃的睡袋（鸭绒被），垫在担架下面，走了将近一个星期的夜路，才到达瑞兴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经过十三天，我们才过了鸭绿江，到了通化。火车站上停着一列卫生列车，伤员要运到沈阳，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然而和我一起同行的小通信员却牺牲了。他是翻身农民，念过几天初中，在九台入伍，分到军司令部当通讯员，他像我的小弟弟，过了鸭绿江，就和我吃睡在一起，照顾我的生活，由于负伤大流血，又没有办法输血医治，终于在刚踏上祖国的土地时停止了生命的延续。收尸队员上火车来抬小通讯员的尸体时，我早已把军大衣盖在他身上，我对他们说，他（指小张）是50军司令部的干部，请按规定装殓。他们见尸体上盖着的大衣是镶有红边的营以上干部大衣，把小张的尸体装入铁皮棺材，运到沈阳烈士陵园安葬。

   我从通化乘卫生列车到沈阳，入第一陆军医院治疗，经医院检查，又转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卫生列车驶往首都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当我们的担架从车窗伸出列车时，欢呼声、口号声、无数双手伸来接住担架。老教授们把担架放在肩上，抬着我们走过天安门、王府井，满街震天的口号声，称呼我们是“最可爱的人”，我躺在担架上，喜涌热泪，感谢祖国人民对伤员的关怀和热爱！

   走进协和医院的绿瓦宫墙，宽大的病房里，摆放着一张张洁白的病床，身穿浅蓝色隔离衣的护士小姐，头发夹着一顶圈帽，满面笑容地把我们托到病床上，两位男护士，拉上隔离帘，为我洗澡、换衣、理发、剪指甲，他们知道我是腰伤，床上垫上护板，每移动我的下肢，都要先打招呼，轻抬轻放，使我感到十分放心。战场的各种痛苦，离我远去，像是走入天堂，自己还存在一样。值班护士欧阳端如告诉我，这里是G楼1骨科病房，她操着普通话，一听就知道她是广东人。开饭了，不能下床的伤员，菜饭都送到床前，不锈钢方盘里四菜一汤，我坐不起来，只能躺着吃饭，护理员为我准备了餐巾，自己用匙一口一口的细嚼慢咽，吃一餐饭，将近一小时。这是进入协和医院的第一天晚上，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值班护士拿着手电筒，细心的查看每个伤员的睡眠情况，见我睡不着，问我是不是疼痛，对我说：明天上午就要全身检查了，我给你吃片睡觉药，早点入睡。护士办公桌的红灯又闪光了，有伤员在召唤她。

   次日，大夫第一次查房，一共来了五个人，年长的骨科专家孟继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军医，嘴上留着一撮小胡子，第二位是放射学专家胡懋华教授，第三位是主治医生周大夫，第四位是经治医生孟献文大夫，第五位是护士长。查看了伤情后，我立即被推到放射科进行X光照相，共拍了腰椎正侧面、骶骨、左髋关节、左骨盤等5张X光片。第二天查房，孟教授手拿X光片对我说：“小伙子，你的主要伤是第五腰椎压缩性骨折，先进行保守治疗，打上石膏背心，让他自然愈合，其它部位的伤，都可以逐渐恢复。要听从大夫的话，服从治疗，安心休养。”入院的三天，周大夫为我打造石膏背心，他让我俯卧在一条宽布带上，先找好卧姿曲线，敷上石膏，然后用石膏绷带一道一道的缠在上体，一小时后绷带就干固了，成了一件白色背心。回到病房，当俯卧变成仰卧时，问题出现了，腰痛，不能平卧。周大夫详细观察了石膏背心的曲线，立即为我拆下背心，重新调整腰部曲线，降低了弯度，这回调整的合适了，仰卧床上不疼了。为了解决翻身问题，护士长在床上装一个铁架子，上面吊着两个把手，装有圆环，我双手握住圆环可以抬起腰部，左右翻身，通过卧床进行抬腿锻炼腰肌，我慢慢地可以坐在床上以至站立起来，三个月后，可以自己上厕所、洗脸和进餐。周医生将石膏背心拆除，又让我背上装上了钢架，保护腰椎防止出现腰折，因左腿短了2.5公分，又穿上了矫正鞋，从外表看不出什么显著的缺陷，治疗已经起到了效果，病房的医护人员都为我高兴，我穿着病房的白大褂，在医院的草坪上照了一张全身像，寄给盼眼欲穿的母亲，日夜思念我的老父亲和姐姐、妹妹、弟弟们。

   第二步是进行腰椎固定手术。把第三、第四、第五腰椎和骶骨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以增强整个腰椎的支撑力。胡教授带我到放射科去参观人体腰椎骨架，为我讲解整个椎体的构成，颈椎、胸椎、腰椎、尾椎的功能和作用。这是一次大手术，孟教授亲自主刀，孟教授笑呵呵地对我说：“小伙子，别害怕，给你用腰麻。”麻醉师在腰部注射了麻药，顿时下肢失去了知觉，只听见医疗器械的响声，右骨盘切开了，在用锯切割骨盘，取出骨片，手术进行中，我开始还能听到点声音，后来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时只觉腰部和右髋部缠上绷带。经过了近三个月的腰肌锻炼，没有出现运动后体温升高的现象，孟教授愉快的说：“手术成功了，小伙子，你可以自由活动了，可以做轻微工作了。”“感谢医院对我的精心治疗，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感谢所有为我工作的同志，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含着眼泪回答。孟教授轻声对我说：“我最担心的是骨髓移植出现问题，病人一活动体温就升高，在你身上完好无损，一点问题没有，小伙子，祝福你。

   部队听说我已伤愈快出院，军政委徐文烈特派军干部部长刘咏栢同志到医院来看望我们，当时在协和医院治伤的50军干部共三人，150师政委李冠元、149师副参谋长宁坚，李政委是头部被汽油弹烧伤，头发头皮都烧焦了，正在植皮，宁参谋长是左臂骨折，已痊癒，正在做功能恢复。刘部长对我说：“徐政委命我代表全军同志前来看望你们，希望你们早日康复，重返前线。现在部队正在换新装备，补充新战士，干部奇缺。你们经过了战斗锻炼，增长了战斗经验，是部队的骨干，欢迎你们早日归队。”刘部长还说：“你腰残废了，按排你做内勤工作，如果不能在战斗部队工作，徐政委说送你到南京军事学院去研究战史。”

   刘部长的一席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奋斗目标：还要在部队继续工作下去，到干不了时，到紫金山下去修战史，这成了我的希望。

   孟教授和胡教授建议我转到温泉疗养院，去进行康复锻炼，以增强腰肌的耐力，巩固治疗效果。经过多方了解，东北的战伤疗养院如熊岳疗养院、汤岗子疗养院、五龙背疗养院、东汤疗养院、兴城疗养院等都可以去住院。医院为我办好了转院手续，转到鞍山市汤岗子疗养院进行水疗。在温泉中锻炼腰肌，是最理想不过了。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院，我每天早晚都按时到游泳池中进行锻炼，三个月后，我又转到熊岳温泉疗养院去治疗马尾神经伤， “泥疗”每天早晚各一次，用热泥涂在马尾神经部分，促使血液流通加快，已经入眠的马尾神经渐渐苏醒了，下肢的麻痹逐渐消失，我写信告知胡教授，马尾神经功能逐渐恢复，她立即到新华书店去买了一本新出版的《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学》邮来给我，鼓励我先从理论上弄清楚神经的分枝，及各部神经的功能和作用，然后对照自己身上受伤部位的具体情况，寻找治疗方法。 

   在熊岳疗养院泥疗三个月，我请求转回协和医院复查，以确定何日出院。回到协和医院复检后，医院为我评定了残废等级“二等甲级”，随后办好了出院手续。

   我来到胡教授家中，跪在地板上向她叩头致谢，感谢她像慈母一样关心我的健康，治好了我的创伤，使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并告诉她我决心重返前线。听到我要重返前线，她十分严肃的对我说：“你已经是残废军人了，经过了二年多的治疗，现在恢复到可以步行，你还不能跑、跳，你已不能弯腰、不能爬高上低、不能挑不能抬、不能负重……，你的生活刚能够自理，就想回到前线，你真是个傻孩子，你可知道像这样重的伤能恢复健康的只占伤员总数的百分之几？赶快改变想法，请求转业到适合你工作的岗位去成家立业，平平安安地渡过一生。你难道不知道你衰老的双亲，日日夜夜在盼你健康归来……！”我象站在十字路口，往何处去？我情不自禁的流下了泪水。

   十四、重返前线

   我没有听从胡教授的劝告，回到了朝鲜前线。此时部队驻防在青龙里，徐政委见我归来，十分高兴，他情切地说：“我已经和蔡副军长讲了，安排你做内情工作，如果仍不能坚持，就送你到南京军事学院去修战史，还搞你的本行。”我回答说：“服从组织安排，我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军长见我带着铁围腰，行动迟缓，命司令部卫生所长，每天早饭前为我做半小时腰部蜡疗。

   我在军部负责管理军作战室，并配一名专职通讯员负责卫生清扫。军司令部的工作与两年前相比，有了很大进步，军作战处分别从38、39、40军等老部队各调入了一名营级参谋，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每当科里开会研究问题，他们都能踊跃发言，争辩不休，及时发现问题，供首长决策参考。

   我管理的作战室，坑道经过几个月的构工，已基本建成，地形隐蔽，我利用闲暇时间，开了一小块地，请招待所同志回国带了些种子，种了些西红柿、水萝卜，有的同志发现我茶缸里新鲜蔬菜时，都问是那里买来的，我说是在道旁种的，他们都不相信，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战场上能生产蔬菜。当时的司令部里的一名军务参谋二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提起了这件事，说我这是自力更生的一种表现。

   50军自1951年3月15日全军回国休整，7月4日再次入朝后，归西海指指挥，担负防守鸭绿江口至清川江口海防任务。1952年4月1日，在定州、铁山、宣川地区构筑坑道为骨干的海岸防御工事，8月底结束。1953年1月，全军在西起鸭绿江左岸，东至清川江口的100公里海岸线上，继续构筑坑道式防御工事，在下达1953年1号命令过程中，副军长提出命令文稿中“军以坚守防御之目的”应改为“固守”防御，军长认为根据我们当前的各项设施，达不到固守防御之目的。还是坚守防御为妥，军政委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军长意见比较客观，不应改动。副军长率领作训科参谋分别到各师，深入连队，了解构工情况，为全军即将召开的入朝作战经验总结大会，提供材料。副军长命我随他到148师视察，到了442团1营，营长是汉江南岸坚守88.3高地，掩护全军顺利撤退过江的时任1连连长刘水清，他是一位在热河解放的下级军官，作战勇敢，坚守88.3高地两昼夜，受到军长通报表扬。他向副军长报告了构工中存在的问题，我发现他在许多困难问题上不敢直言，有的吞吞吐吐有的一滑而过，避重就轻，我便把在连队亲眼看到的战士双手手指磨破化脓，大便干燥如猪粪，双眼长满血丝，睡眠不足、铁锤打在铁钎上没劲等具体情况，向副军长汇报了，并在自己的军帽里子上用毛笔写了“顶天立地、吃高梁米”8个字，刘水清看见，笑一笑说：“领导知道我们具体情况就行了。”我心里想，如果不及时解决困难，一个月后，部队战士身体就拖垮了。

   然而，1953年4月12日夜10时，军部遭到敌机“地毯式”轰炸，包括蔡正国副军长在内的110多人牺牲，50军及军部遭受了重大损失。

   4月12日，军部要召开团参谋长会议，我从早上起床后，便投入到紧张的会议准备工作中，到晚饭前，会议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只剩下屋子里的灰尘还未打扫，会议照明用的蜡烛还未落实。晚饭前，大约5点多钟，突然有2架美军侦察机低空飞过，由于这种飞机体积小，噪音低，速度快，超低空飞行，隔山就听不到声音，所以很难发现。我一见侦察机擦着屋顶上飞过，联想到2日前梨花浦被炸，一丝不详的预感突然闪现出来。

   梨花浦距青龙里大约数十华里，由148师442团驻防，2天前，军部接到148师的报告，在傍晚时分，有几架美军侦察机在梨花浦低空侦察，随后飞来大批美军轰炸机，对梨花浦进行了多批次、多弹型的地毯式轰炸，美军当时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的炸弹非常先进，重磅炸弹几乎可以摧毁地面上所有的建筑，黄磷弹爆炸后钻到物体内部，从内向外燃烧，给梨花浦我军驻地造成了物资和人员的很大损失。由于148师是由师作战参谋电话报告，具体损失及破坏程度说得不是很清楚。

   我立即找到军作战科长赵国璋，向他说明了我的担心，并提出晚上的参谋长会议最好进坑道开,赵科长表示同意，并亲自到蔡副军长的办公室，提出我们的意见。

过了一会，赵科长从蔡副军长的办公室出来，对我说：“晚上的会议还是在外边，三号（指蔡副军长）不同意在坑道里开。”见副军长不同意进坑道开会，我便将会议室打扫干净，又找来了会议照明的蜡烛并摆放好。谁知刚刚吃过晚饭，突然又有4架美军侦察机贴着军部驻地的屋顶上飞了过去。

   晚饭前飞过2架侦察机，晚饭后飞过4架侦察机，显然敌机是在低空侦察拍照，是不是军部已被敌人发现了，我心中不详的预感变得更加强烈。今晚要出事！我第二次向赵国璋科长提出，建议蔡副军长进坑道开会。赵科长说既然首长不同意，我们就在外边开吧，虽然有敌机飞过，也可能是一种偶然的情况，未必就一定会出事。我向科长提出由我再次向副军长提出进坑道开会的意见，科长同意后，我便径直来到蔡副军长的办公室。 “报告三号”，我对副军长说：“今晚敌机侦察频繁，鉴于梨花浦敌机先侦察，后轰炸的教训，我建议参谋长会议最好在坑道里进行。”副军长抬起头来，用不解目光看着我说：“怎么，你们怕死啊！”见首长如是说，我便默默的退了出来。然而，恐有意外发生的感觉使我惴惴不安，我个人的安危是小，事关军首长和整个军部的安危，我决定直接找曾泽生军长或是徐文烈政委，可是转而考虑到副军长对此可能产生的想法，我犹豫了，最终还是欲言又止，没有再提出我的意见。

    会议大约是在晚上6点多钟开始，由蔡正国副军长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一是由各团参谋长汇报当前工作，二是由蔡副军长总结入朝以来的作战经验，三是找出当前工作中尤其是构筑工事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首先由各团参谋长汇报工作，大约22时，参谋长汇报完毕，接下由蔡副军长讲话。我见副军长面前的蜡烛光不是很亮，便拿着蜡烛凑到蔡副军长面前，举着蜡烛为他照明。副军长刚说几句话，我突然听到屋外的空中响起炸弹落向地面的尖厉啸叫声，我大喊一声：“快卧倒。”接着就听轰的一声，便昏了过去。等我醒来，会议室的屋顶已经没有了，只见满天星星。我下意识的用手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发现除了头皮划破，头发上有血外，其它部位没有受伤。我连忙扒开身上的尘土，用右手摸找蔡副军长，人已不见了；我又伸出左手摸找旁边的赵科长，他脸部受了伤，满脸是血，赵科长告诉我说副军长受伤，已送进坑道去了，我急忙从地上爬起来，摸着向坑道走去。此时敌机仍在分批次的向驻地投弹，远处的火光、硝烟及吹来的腥风，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军部驻地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人们在黑暗中交谈着，都在打听副军长的伤情，军医对大家说打了强心针，仍不见好转。我在坑道里摸到副军长，警卫员说弹片是从他后背打入的，鲜血浸透了他胸前的衣服，我把手伸进副军长的怀里，他的心跳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我摸着一个被血浸透的小本子，天明时借着坑道里昏暗的光线仔细一看，是一本党证，多么珍贵的遗物啊！我小心的保存着，回国后在双城留守处交给了副军长的爱人张波。在双城留守处，面对张波同志对蔡正国副军长牺牲经过的追问，看到她悲伤的心情，我无言以对，只用“光荣牺牲”四个字应付过去。五十多年了，回想起来真对不起张波同志，我曾几次打听张波同志近况，想把那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告诉她，都未如愿，如今只能请她原谅。

   这次轰炸，曾泽生军长和徐文烈政委由于没有进坑道，所以都受了伤，徐政委臀部被弹片擦伤，耳朵被震聋，曾泽生军长脸被划伤。

   在这次轰炸中，除蔡正国副军长牺牲外，442团参谋长王长息同志也光荣牺牲，伤亡人员还有军司令部60余人（其中包括国内派来的空军代表组、海军水障组、空军体检组等营团干部），还有国内工兵学校王部长率领到50军指导坑道作业的231团副团长等5人，参加军营团干部集训的部分营团干部伤亡111人。同时，青龙里所有地面建筑全部被毁，200多间房屋被炸平烧光，最大弹坑宽12米，深5米，小弹坑满地皆是。军司令部工作一度陷入瘫痪，经过调整充实领导班子，配备科室干部，安排伤残人员，军司令部的工作才恢复正常。

   十五、第二次负伤

   自1953年4月12日军部被炸后，军部的所有文件、个人衣物全都被毁了，我整天昏昏沉沉的，也不知道干什么好。新到任的军副参谋长戴天翔亲自来到宿舍和我们这些机关人员谈话，鼓励我们要经得起战斗的考验，尽快恢复工作秩序，与所属部队建立起联系，我虽口头答应了，却感到浑身无力，情绪低落，拿起笔来也不知要写什么，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原有的同志只剩下两仨个人，新调来的同志知名不知姓，也不愿意问别人，也不想和别人说话，什么作战经验、作战总结，早忘的一干二净了。这才知道古话说的“莫难于建设，莫易于破坏”，这句话的道理。

   5月的一个傍晚，曾军长告诉我，应人民军一军团的邀请，明天要到一军团去参加晚会，要我和丁连德(司机班班长)陪同，天一放亮就出发，乘晨雾未散时赶到目的地，以防遭敌机空袭。

   因军长此次行动不带警卫员，回到住地，我就把配带的手枪拿出来，从里到外仔细地擦了一遍，这是一支缴获的大号美制勃朗宁手枪(俗你大拉八)，子弹粗大，20发就一大包。为了在人民军的晚会上体现中国军人的风采，我特意括了脸，换了件外衣，上了靴油，剪了指甲。第二天天未亮，我就赶紧起来去叫丁连德，他的大胡子也刮了，我提醒他说，就我们二人陪军长出差，要事事小心，车不可开得太快，注意防空。丁连德点头表示明白。

当车进入肃川郡白鹤里时，晨雾逐渐散去，天气晴朗，这时一旦敌机临空，很难隐蔽，军长有些着急，叫丁连德加快些速度，争取早到目的地，丁连德仍不慌不忙，稳稳地把住方向盘。前面进入了一片开阔地，军长叫丁连德停下车来，对他说：“你休息一会，我换你开一小时。”我看军长生气了，为加快速度要亲自开车，所以不敢提什么意见，丁连德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静静地看军长开着车。军长的车越开越快，一会儿，车开到一座两侧带有木栏杆的小桥前，由于军长过桥时没有减速，车速过快，结果车撞断了小桥左侧的木栏，冲下稻田，车头栽在稻田里，两个后轮离地竖了起来，我和丁连德都被甩出车外，摔在稻田中。军长趴在方向盘上右肩撞伤，两眼发直，不会说话。我摔伤了腰不能行走，丁连德受了轻伤，还能走动，他顾不得伤痛，赶紧把军长从车里抱出来，又到公路上堵了辆人民军的车将军长和我送到医院救治。这次事故中，我的腰椎受了伤，后和军长一起被送到安东(今丹东)市五龙背疗养院疗养。志愿军司令部专为此事通报了全军，特别强调今后不准领导开车，以防意外。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竟从此离开了部队。

   十六、转业

   在疗养院住了三个月，我请求回原部队，医院说上级有规定，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不能归队，出院后到健康5团报到，按伤残军人处理，等待复员转业由地方分配工作。健康5团位于丹东6道沟，是隶属于沈阳军区直接领导的复员转业人员处理单位，健康5团里，青一色的来自各部队的伤兵，大家互不相识。健康5团与50军不是一个系统，此时50军正在召开党代会，总结5年工作，选举新党委，传达布置当年工作，会议结束后，徐文烈政委调南京军事学院任政治部副主任。我所想往的调军事学院工作的美梦破灭了，徐政委给我开的空头支票，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1955年初，健康5团进行军衔鉴定和受军衔，在全团动员大会上，政治处主任宣布包括我在内的5名同志暂不授于军衔。我听见我的名字后，立即想到可能是因为我和杨守志是黄埔军校学生，是阶级敌人，接着健康5团的政治处主任好象还有一句话，对我们要“开除现役”，我没有听得太清楚，杨守志听见我的名字，立即站起来在人群中找我，会后我们二人立即到团政治处去询问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在全团大会上宣布处分。政治处的一名干部说，那是上级的规定，我们是按规定办事。我说请把规定给我们看看，那位干部就有点坐不住了，反问我“你们不相信啊？”杨守志拉着我的手说：“我们是不明白，来请示的，请不要生气。”这是我来到革命部队受的一次污辱，怎么共产党员、立功奖状都不算数了，对人的评价是如此草率，如此不负责任，共产党天天宣传重在表现，不唯成份论，怎么能如此对待伤残人员、起义人员呢？我的心凉透了!

   健康5团把我分配到安东市军转办，军转办把我分配到安东市工业局，工业局分配我到生产科任副科长，按在部队任副营级套地方行政级为十八级，月工资85元。

   十七、废物利用

   安东是辽东省省会，轻纺、造纸工业比较发达，在敌伪时代，建了不少工厂，轻、重工业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解放后，安东停办重工业，安东冶炼厂、安东汽车制造厂（满自）等重工企业全部停产。

   工业局主要是负责生产的，生产科的人，整天在全市的工厂里打转转，了解生产情况。后来根据安全生产需要，工业局又增设了设备动力科，安全技术科等，我在中专学过机械，于是调到设备动力科当副科长。到设备动力科后，我深入到安东所有地方国营工厂，对工厂的设备亲自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敌伪时代各类设备使用情况报告，建议迅速恢复浪头冶炼厂生产，市工业局副局长江浦完全同意我的建议，并请示了当时主管工业生产的副市长江静，江副市长认为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冶炼厂，设备因都生锈快变成一堆废铁，应当立即恢复生产。我到厂子去检查了好几次，只要一进厂房，就被那些东倒西歪躺在地面上的轱辘马拦住去路，多么可惜啊！一座冶炼厂的建设多么不易啊！不说别的，那一座矗立海边小山坡上的大烟筒，一百多米高，听说当时是亚洲第一高度，怎能废弃呢？当时全国都在抓工业生产，辽宁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应当首先带头恢复生产。市委成立了市委工业部，新成立了市科委，我又从工业局调到市科委任工业科副科长。

   当时，市委工业部长刘仲文大喊要发扬延安精神来发展安东工业。什么是延安精神？不过是一句口号，政治口号！喊口号的人根本没有去过延安，听口号的老百姓也没有去过延安，只听说延安有不少窑洞，建在宝塔山上。市科委秘书长和市委工业部长对下级提出的恢复冶炼厂意见都不表态，他们热衷于食品厂、罐头厂、照相机厂、皮革厂等现得利的民用企业，对矿山冶炼等重工业，干脆不感兴趣，所以坚持恢复冶炼厂意见的人成了领导的眼中钉，最使人心痛的是，领导把我们这些坚持坚持恢复冶炼厂的人，看成是不可信任的人，早晚得闹事、唱反调，当我发现领导是一批唯唯诺诺的政客时，便向领导提出身体不好，不能担任现有工作，请求调离重新安排，市委文教部长王群同意了我的请求，提出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建议我到精神病院去工作，我同意了。

   安东精神病院的病人，多是在战争中因受突然的惊吓而产生精神分裂的病人。我在北京住了两年多医院，对我来说，医院是最熟悉不过了。当我满怀热情，来到精神病院工作，看到的一切确让我惊呆了，精神病人怎么像在拘留所一样，病人毫无自由，被绑在床上的、关在房里的，一举一动都在男护士的监督下，一个个呆头呆脑的，老老实实地，喜笑无常，他们最怕男护士身上围着的安全带（布带），因为他们经常会被男护士用安全带捆绑起来，护士随身都带着镇静剂，对于经常吵闹的病人，便立即迫使其服用使其入睡，我不禁在想，这种简单粗暴的治疗方法，能把精神病人的病治好吗？市卫生局局长张锦标，曾是延安白求恩医疗队队员，我向他汇报了安东精神病院现状，他告诉我昌图精神病院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建议我们去参观学习。我回院后，立即与主治医生张慰民研究，决定分期分批派人学习，通过学习，边学边改，结合我院实际，改革现行落后的管理和治疗方法，我院总的改革指导思想是开放治疗，尊重病人的人格，不能随便捆绑、关押病人，开展工艺疗法，根据病人的特点，安排病人，从事各种安全的工艺劳动和文体活动。通过医疗改革，医护人员与患者逐渐溶为一体，互相关心、互相尊重。医院成立了生产车间，专门生产温室用的草簾，我们请供销社派工人来指导生产，所需原料由供销社按市价供应，产品也由供销社按市价收购。我们两三天就能生产出一床温室用草簾，医院后勤部门建立生产账目，护士办公室按排每日工疗班次，指定专人带班，建立工疗登记簿，考核工疗效果，医院一改往日沉闷、紧张的空气，参加工疗的年轻患者，有说有笑，病也逐步好转甚至痊愈。报社记者来院采访，给生产劳动的病人照相，工疗成了精神病院改革的课题。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医院提出了精神病治疗改革方案，报市卫生局请批并试行。市卫生局局长张锦标对精神病院实行开放治疗心存疑虑，不敢理直气壮的支持，他怕开放治疗，病人一旦跑到街上出事，承担责任危及头顶的乌纱帽。为了打消张局长的顾虑，我专门购买很多相关书籍进行学习，并和大夫、护士们不断讨论研究，提出开放式治疗的相应安全保证措施，确保医患安全。但市卫生局始终无动于衷，不敢大胆支持，满足于捆绑关押，把病人当作专政对象的管理办法。眼看着这些患上精神病的人员，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爱护，特别是对他们的同情心，我的思想上产生了对工作的消极情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众人皆醉你何独醒！

   十八、孩子王

   市委文教部王群部长答应我调离精神病院的请求，分配我到丹东市第二初级中学去工作，职务是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拿今天的话说是：当孩子王。二中的校址在镇江山（锦江山）后，我每天上班要步行翻越锦江山，途中和学生们一起同行，有说有笑，孩子们说话天真、笑容灿烂，我坐在办公室里毫无拘束，真是可以净化灵魂的理想环境。学校的老师多数是年轻人，都是满州国培养出的顺民，读毛主席的书，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很好领导。“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校园围墙上的巨幅标语，按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中学逐步试行半工半读试验的指示，学校制定了半工半读试行方案，经教育局批准后试行。主要内容是按照一周四天文化学习、两天生产劳动、一天休息的日程，统筹安排一周四天的学习内容和两天的劳动。学校在锦江山周围有约一百亩土地，生物组提出在农场栽桑养蚕，纳入生产劳动，并从内蒙古购回大叶桑苗一千株（大叶桑苗是辽宁新品种），种植在锦江山后校办农场，五年后生长茂盛，像个桑园，后来学校迁到五中附近改名十五中学，校办农场交锦江园林接管。2011年锦江山后新建豪华住宅区，供新贵享用，美其名曰“林江鸟语”，为了建这座住宅区，市林业局竟下令将已生长五十余年的桑林，全部砍倒，理由是豪华别墅区不能种桑树。当年就读于二初中的一些毕业生说，我们这些当年还是小孩子的老头，见此情景，不甚感慨，有的想去上访、有的摇头、叹息，如此与时俱进与当年红卫兵破“四旧”有何差别？

   二初中的半工半读实验是市教育局批准的。当时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尚逊亲自到学校来了解实验情况，她在蚕场看到学生们在剪桑叶喂蚕，听学生们讲述蚕休眠、吐丝、做茧的生长过程，尤其听到学生们告诉她老师教育学生们要学习蚕的奉献精神，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切献给人类，尚市长感慨地说：今天孩子给我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然而文革开始了，二初中停止了半工半读实验，我也关入了牛棚。十年动乱，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谁来统计？！

   十九、建立家庭

   转业到地方后，象我这样年龄的人很少有没有结婚的，年迈的双亲，为我在昆明物色到了云南大学学生王春华，她父亲是家乡陆良马街的大商人，并为我们定了婚，要送她到丹东来结婚，我说，现在都主张自由恋爱，父母之命、媒勺之言早已过时，怎能如此简单从事。为了安慰双亲，我请假回到昆明。见到父母，我向双亲详述了在安东的就业情况，告诉父母我只能将家安在东北，因此在北方寻找对象更为合适，双亲对我“无脸见江东父老”的心情，十分理解，我也十分理解双亲疼爱儿子，又不能和儿子生活在一地的心情，我和父母含泪研究了未来生活的安排，我把两张照片给双亲看了，一张是安东市二中的语文教师于晶刈，小我五岁；另一张是安东市工业局的助理工程师齐学淑，小我12岁，二老都说小齐长的好，后来，我们成家了，可是我与妻子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双亲，1966年文革，我关在牛棚里，母亲病逝了，两个月后，红卫兵才把家乡的电报交给我。后来传书弟来信说父母的坟墓找不到了，买了一方墓地建了一座衣冠墓。

   婚后，我们夫妻二人都上班，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都给了孩子，三个男孩，吃穿用，学习、生活，样样都要我亲自抓。1977年，全国大学统一招生，大儿子沧海在岫岩县小虎岭生产队插队落户，参加了统考，由于他平时没有放松学习，考试成绩名列榜首，成了岫岩县的第一个高考状元，西安交大录取他入动力二系，这是周总理亲自抓的航天工业专业，这一批学生，是祖国航天工业培养的第一批人才。这个专业是我替沧海做主选的，盼望他能早日成为国家航空航天工业的人才。我满怀信心送他到西安入学，可是到了西安交大，一心想学中医、当赤脚医生的大儿子一看是学工，便不同意，由于我和他从来没有为理想和专业的问题交谈过，不了解他的思想抱负，主观武断的为他选高、精、尖的专业，我们父子二人弄僵了。为了转系，我亲自到教育部学生司去请求批准，学生司的领导，把我好个批评，如此好的专业不学，还要去学什么？要我好好地耐心地做孩子的思想工作，使他安心学习。为此，我坚持不转系的意见，希望他能安下心来，通过学习，进一步理解所学专业，提高对所学专业的兴趣，从而改变想法，接受我的意见。可大儿子十分倔强，非要转校不可，最终精神出现问题，只好退学回家，我所有的希望和理想都破灭了，自导自演了一场悲剧？命运如此残酷，但我不会向命运低头，第二年（78年7月），老二沧波报考大学，我汲取了沧海的教训，顺从他的意愿，进入清华建筑系学习。三儿子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由于放松了对他的要求，结果大学没考上，只好进中专去混日子，前途茫茫。三个可教之子，只成才一人！二十多年的辛苦，换回来什么？

   二十、文化大革命

   十年文革，我想不到自己会又一次成为革命的对象，被关入牛棚。十五中的牛棚与师专的牛棚建在一起，是学校一间大教室内，楼下水泥地上铺上一床草垫子，关入牛棚的人都是席地而卧，师专老校长胡健和我关在一起，每天要挨批斗、斗完后晚七、八点钟，我们要集中到大操场主席像前请罪，请罪后才可以上便所，再集体合衣入睡。从便所到宿舍的过程中，革命小将对当天在批斗中表现不好的“犯人”开始拳打脚踢。一天晚上，胡健在厕所里忽然拉着我的手说：“你请罪的声音太小，当心挨揍，要提高嗓门大声高喊，使喊声振动校园。”第二天晚上，我便高声大喊请罪口号，全校园为之震动，从此晚上再也没有挨过打。白天接受批斗时，因我腰不能弯，一弯就痛的大粒汗珠滴在地上，体育老师姜元道见状，就向押犯人的红卫兵说，他的腰是在朝鲜战场上受的伤，做了手术，弯不下去，队伍里顿时人喊口号打倒保皇派，我立即向红卫兵请求“我跪在地上行不行？”专政队研究了一下，同意我下跪不弯腰。第二天批斗时，有的小将给我扔来了口罩，我把口罩捆在棉裤里面，保护了膝盖没有受伤。一天夜里刚睡下不久，院子里突然有人大喊：“钱右派（生物教师钱兴铸）自杀了，浑身是血，怎么办？”我听后立即起床对看押我们的老师说：“快送医院抢救。”有的老师说“他是右派”我立即回答：“右派也没犯死罪，快送医院抢救。”钱是不堪小将折磨，用刀片割开了颈部血管，后来得救了。随着斗争的逐渐深入，一天，听说我们邻居学校五中，批斗完校长后，将校长扣在一口大铁锅下面，生死未卜。我担心造反派对我下毒手，时刻关注批斗时的动向。自从胡健老校长提醒我要和红卫兵小将密切配合时，我也察觉到自己存在的抵触情绪，于是改变了与红卫兵对立的想法，主动配合，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闹革命，把批斗作为思想改造过程，并总结出思想上存在的十大问题，这样做的结果，逐渐消除了改造与被改造之间对立和仇恨，文革快结束时，我主动要求调到市内新建学校工作，改变环境，重新做人。

   教育局长高嵩安排我到新建的第九中学工作。九中学校规模小，不少在文革中受批判的教师，都不想再回原校工作，陆续调入九中，人事不复杂，我可以从头做起，不受老框框约束，放开手脚，狠抓教学质量，争取三年五年后将九中办成一所受社会欢迎的普通高中。

   二十一、调入二中

   1978年春，党中央提出拨乱反正，经过十年文革后的学校，已经破烂不堪，必须下大力气恢复重建。

   一天，刘仕仁同志到家中看我，告知教育局已决定调我们二人到二中工作，他希望我勇敢的承担起重任，他会很好的与我配合，共同承担责任，把学校办好。二中是文革的重灾户，调我到二中工作，是党对我的信任，是拨乱反正在干部政策上的体现，我已50多岁了，已进入垂暮之年，常言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应当力争在离开工作岗位的最后几年，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刘仕仁同志和我被任命为二中副校长，由我主持学校工作。刘仕仁同志是老教育工作者，我们二人配合的很好，大小事我们都事先商量，再由我下令执行。党支部对我们二人决定的事，充分信任，大力支持，我们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秩序，78届毕业生参加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应届毕业生郑沧波、王余被清华大学录取，这大大的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校园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热潮。

   在恢复和重建教学秩序的过程中，我和刘仕仁自始至终都站在第一线，与师生们一起劳动，并与师生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刘仕仁同志在二中工作了二年，调入教育局任副局长，他是我从事26年教育工作中相识的终生难忘的知心朋友。

   我在二中工作了六年(1978-1984)，正是二中建校三十周年，我和语文教师杨友植研究起草了一付对联“千里鸭江润沃土喜卅年勤育桃李万株支大厦；百年树人起宏图争朝夕誓为神州四化建奇功”，请书法家、副省长王堃审阅并提笔在宣纸上书写成联，然而王副省长书写后没有落款、日期，也没有书写对联作者姓名，到沈阳拜见王副省长并请省长提字的杨友植老师也没敢问省长为何不题名落款，所以这幅对联成了一副无作者、时间及地点的不完整的对联。这幅对联，二中在修建学校礼堂时，彫刻悬挂在舞台大柱上。当时大家都认为，对联这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还没在我们这块曾经是殖民地的边疆小城为大众所接受，在学校里悬挂对联，只不过是一种尝试，不能要求过高，能从文字上、书法上给人以启发就可以了。果然不出大家所料，这幅总结三十年教育成果、展望百年未来的对联，在以后二中修建校园时被砸碎了，新领导是学理科的，不知道对联是文物。之后上任的校长于永春发现了这个问题，又在学校里重新恢复了这幅对联，他告诉我对联悬挂在新校舍的两个地方。

   二十二、离休

   1984年秋，我已年满62岁，在二中常务副校长的位置上离休。教育局为我颁发了离休证明，享受县(处)级待遇。

   过惯了学校集体生活，离休之后，感觉到无所事事，每天不知干点什么好，在一些学生和家长的建议下，经教育局批准，我租用小学的教室，筹办了高考予备班，每天下午6-8时，上两小时课，聘请有经验的老老师讲授重点内容，收取低廉的补课费，受到社会欢迎。两年后，学校正式定名为丹东高考预备学校。后来各高级中学分别成立了高考补习班，我的补习学校就停办了。

   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下，我也曾尝试着手写一部滇军史，滇军从辛亥革命到抗美援朝，共走过百年历史足迹，其中，大至经过辛亥革命、护国讨袁、第一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等几个阶段，其中，云南省志办副编审张曙东同志提供了滇军在抗日战争中所经历的22次战役的完整资料，第二次国内战争滇军长春起义和海城起义的资料，也由原50军离休干部刘哲完成，由于第一次国内战争红军长征途中与滇军协同作战、“八一”南昌起义相关历史，云南方面意见尚未一致，有待中共党史作出结论，故一直未能成书。刘哲同志原打算写完《光明之路》后，即着手《滇军史》的创作，他在写《光明之路》时，曾和我研究过滇军的情况，他说他是东北人，没有去过云南，他很想把长春起义写的深入一些，但是限于对滇军历史缺乏全面的了解，因此只能肤浅的叙述一点，他希望能有机会接触一些滇军的历史学家，以丰富自己的所见。为给刘哲同志创造写《滇军史》的条件，我向刘哲同志介绍了对滇军历史十分熟悉的云南省志办主副编审张曙东同志，刘哲同志非常高兴，准备到云南与张曙东同志见面，遗憾的是刘哲因病与世长辞，美好的愿望成了空想。刘哲已故，我亦是风烛残年，精力难以维继《滇军史》的写作，看来只能留下遗憾了！

   我一生经历了许多的历史变故，原本不打算写成什么东西留给后人，特别是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我从思想上有反感，认为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对人对己都无法评价。说真话就要得罪人，被人臭骂；说假话又对不起自己，难道快入土了，还去拍别人的马屁？包括刘哲同志在内的许多同志要求我提供以往的材料，我都是挂上不要说我的姓名、不要说事件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三不”免战牌，刘哲同志曾批评我是块“顽石”，他在出版的《光明之路》书中用了我的真名并寄书给我，说破坏了我的“三不”，要我斧正。

   老战友刘水清的儿子刘宁一次来看我，说他正为父亲整理遗著，并建议我将平生所经历也写下来，留给后代们。

   我从美国人写的《蒋经国传》中看到写传记的一条新途径，不需要作者对涉及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作出评论，重要的是把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说的清清楚楚，留下剩余的空间让读者自己去评说，这种形式我感觉非常好，那些给历史随便就用什么“三七开”、“三八开”作评价，尤其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和时代特点的，有什么用呢？

我接受了刘宁的建议，但不是写什么回忆录，就以写历史小故事的形式，一生中见到的真人真事，一段一段的记录下来，可长可短，不用什么绞尽脑汁，我的材料就当是历史的照相机，丰富了晚年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